即以鸦片战争中的主角之一琦善而论，就不是一句奸臣卖国贼可以为其定格的，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琦善恰恰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载入史册并深入人心，与其同命相连的还有浙江的伊里布、余步云，江苏的牛鉴、耆英，他们被人目为“投降派”。与此相对应的是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忠奸分明，势同水火。然而《天朝的崩溃》（以下简称《天》）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一个人去当卖国贼，可能是为了权，也可能是为了财，或是为了色，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不可能不出于某种动机，那么琦善到底为了什么呢？为权？在鸦片战争时，琦善官至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钦差大臣，要以官职而论，琦善已经是位极人臣，况且圣眷正隆。在这种仕途无限光明的大好形势下，他有可能自毁前程，叛君卖国，丢了西瓜拣芝麻吗？除非他疯了。为财？这倒是有可能，其实后世的许多著述正是采用了这一说法，认为琦善拿了英国人的钱，拿人家的手短，因此只好为人家奔走服务。这种观点能打动人心之处就在于：在晚清贪污腐败成风的大气候下，琦善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那么他缺钱吗？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军饷的军机大臣穆章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两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户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把文、银五十一两......”
   这些还没算上他的自住房产和珍奇古玩，数目已相当可观。可见琦善是个有钱人，他不缺钱花。有钱当然不能证明他不贪污，他要贪污一定是个大数目，但是，从目前所能看到的英文资料中既查不出当时英方义律等官员行贿的记录也查不出琦善受贿的记录。有趣的是，当义律听说琦善因收取其贿而受审时，特拟文件致广州知府澄清，否认有行贿的事实。既非为权也非为钱，亦非为色（目前还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他是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理想呢？象后来的汪精卫、周佛海之流，明明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却偏偏声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琦善也不象。他在与英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完全是一派天朝大吏的派头，傲慢有加而绝无卑媚之态，更不象后来电影中所演的那样，在英国人面前低三下四，甚至使出美人计来讨好英国人，要说这样的人会把大清国卖给连地处何方都搞不清楚的“化外蛮夷”，恐怕连鬼都不相信。
   然而“卖国贼”的大帽子还是戴到了他的头上，罪名有四：主张弛禁，破坏禁烟；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拒援虎门，致使关天培战死；私自割让香港岛于英国。可是在今天看来，这四项罪名无一能成立。首先，弛禁之说无从谈起，促使道光帝下旨禁烟的恰恰是琦善而非林则徐。其次，打击林则徐之说也缺乏充足的史料依据（琦善曾告诫林“勿启边衅”，但这构不成打击林的证据）。至于拒援虎门一说，纯属诬陷，当时琦善已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再说，虎门的兵力在琦善增援后已至极限，再增兵已无济于事。关天培战死实属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要算帐也算不到琦善头上。还有割地一事，现在可以确认，琦善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无“割让”之举，且请旨奏请在先。
   可见琦善既无卖国之动机也无卖国之行为，奸臣一说，可属乌有。而其之所以被后人目为奸臣卖国贼，原因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的和解”。而妥协是时人所不能接受和无法理解的。千年以降，人们崇尚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精神，尤其在外敌入侵面前，除了英勇抵抗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否则就是奸臣卖国贼，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精神固然好，但在鸦片战争中，则需另做分析。
   在鸦片战争中，中国遇到了从未遇到的对手，这个对手从制度、文化到军事装备远非中国过去的对手可以比拟，一动刀兵，高下立判，清朝必败无疑。琦善的不幸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见识了英军的实力，他知道打不过人家，所以他希望寻求另一种解决之道，保中英相安无事。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是硬拼送死可取呢还是妥协保全实力可取呢？现在看还是后者可取。不过这只是我们今天在评论历史时所得出的结论，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是不具可行性的。琦善不过是一个奴才，他当时的妥协一道只是出于一种恐惧，一种自发的反应，在战后也没有转化成一种进取思变的动力。可以说琦善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那个时代正常运转逻辑的反映，他既不是奸臣也不是忠臣，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常人，包括他的继任者奕山、伊里布，也不能说是什么奸臣，他们在道光帝威逼与英军重兵的两面夹击下，除了撒谎，什么也做不了。打，要被英军杀掉，不打，又要被道光帝杀掉，与其被英军杀掉不如撒谎骗骗皇上，说不定还能活命，于是撒谎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是战争失败了，于是抵抗者成了英雄，妥协者全成了小丑，战败的责任自然是他们的，只消将他们治罪，以后大家各干各事，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中奸臣是皇权体制造出来的，因为皇帝永远都不会错。
   如果今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在这场战争中，无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抵抗也好，妥协也好，结果都一样。关键是不能将责任推到几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的，因为这不是撤换几个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消除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个体制问题，要从根本上变革。
   可是这可能吗？
   纵观那些亲身参与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所谓“抵抗派”的林则徐等人，还是所谓“投降派”的琦善等人，他们在战后无一例外地专注于传统的官场事物，对这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战争，对于中国最后的惨败，他们从根本上缺乏深刻的反省，更没有改革现状的举动，他们依旧是一群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变化的传统士大夫。鸦片战争是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倘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并锐意改革，未必日后会江河日下，不可收拾。然而，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外部危机，最主要的是内部危机，结构性危机。这就决定它不仅无法迎接外部强力挑战，也无法通过内部调节走上制度创新之路。魏源等几个知识分子的有限反应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思想只具思想史意义而不具实际意义。
   五十四年后的甲午战争不过是鸦片战争的重演。这次倒霉的是李鸿章，直到今天都被骂作“卖国贼”。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又流产了，这样，不用忠臣抵抗，也不消奸臣破坏，大清帝国的火车头对着深渊直接就冲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