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公元1559年)，卒于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福建福清人。父亲叶朝荣官至养利知州。叶向高于神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升为南京国子监司业，改左中允。后被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不久，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右侍郎。“妖书《续忧危蛇议》”一案兴起后，他上书首辅沈一贯，力请不要株连无辜，引起沈一贯的不满，因此受沈抑制，以致他九年未得升迁。
沈一贯罢职后，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叶向高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辅。次年，首辅朱赓病死，他升为首辅。
当时，神宗已久不视朝，阁臣李廷机又因受舆论攻击，居家不理政，内阁中仅剩叶向高一人。面对朝政混乱，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他力奏增加阁臣，补充其他空缺官职和停罢矿税，前后上奏达百余次。叶本人是东林党元老，但为官多年，行事力求稳妥，和浙党也能相安。因此他也几次调解党派纷争。但因党派之间积怨已深，他的调停也难见成效。经过多次的调停失败，叶向高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便坚决请求辞官，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致仕。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家居六年后的叶向高被召为首辅，但未等他有所作为，光宗就病死了。
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叶向高晋中极殿大学士，第三次担任首辅。熹宗幼年登基，受其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操纵。魏忠贤执掌司礼监，利用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大权，兴风作浪，先后将吏部尚书周嘉谟、大学士刘一燎等一批正直大臣逐出朝廷。叶向高为人光明磊落，扶植贤良，极尽所能地保护了帅众、陈良训、熊廷弼等一批朝臣幸免于难。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力强盛，开始大杀东林党人，凡朝中正直之士，都被加上东林党的罪名，或流放、或杀害。魏忠贤的党徒王绍徽还编制了黑名单称《东林点将录》。叶向高因是朝中清流的代表，被列为东林党首魁。叶向高眼见黑云压城，自己又独木难支，遂于同年七月致仕。
公元1627年，熹宗去世，叶向高亦于同年病逝，享年 69岁。思宗(崇祯帝)即位，在诛杀了魏忠贤后，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号为文忠。
明朝“三朝元老”叶向高（1559-1627年）字进卿，又字台山，“工诗文，精棋艺”是人所共知的。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应召前来中国布教。1598年9月7日抵达北京。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再度赴京，次年1月24日获准定居下来。
据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第一次结识了利玛窦，并与利玛窦切磋围棋技艺，双方围绕围棋问题展开过探讨，其乐融融。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升任内阁首辅后，又在北京私宅中款待利玛窦，再次通过围棋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利玛窦在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围棋之事做了记载。据说，这些文字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围棋进行记录。
叶向高为结识学识渊博的国际友人感到高兴，欣然写下《诗赠西国诸子》一诗相赠：“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暮中华风，深契吾儒里。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该诗手稿现保存法国国家图书馆。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利玛窦生前曾有在京郊购买墓地的愿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也希望皇帝能赐地埋葬利玛窦。但假如这样，就等于认可了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外国传教士经过协商，便以一个西班牙神父的名义，向皇帝呈上奏疏。明神宗是个懒惰成性的人，素来疏于批阅奏章，第三天才将奏疏批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让其按惯例处理。叶向高由于曾与利玛窦结下深厚的友谊，便吩咐手下把奏章从户部调出，转由礼部处置，利玛窦最后被准许葬于京郊。当部分官吏以“从无此例”为由反对此举时，叶向高反驳说：“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1624年，致仕归里的叶台山邀时称“西来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vlio Aleni）来到福州，“三山论学”一时成为佳话，艾到福州后在当地传教二十五年。值得注意的是，艾著述颇丰 ，特备是将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新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编成《职方外记》 一书，并广为流传，由此也可看出明末士林的一种对外的开放态度以及悄悄兴起的对西方的兴趣。
过百龄三败叶向高
叶向高和著名小棋手过百龄对弈的故事饶有趣味。过百龄，江苏无锡人，是明末棋坛造诣最深、名声最大的国手。他天资慧颖，11岁时就通晓围棋。他与成年棋手以局，常常取胜，名震江南。
话说叶向高在阁时，政务之暇，常邀同僚下棋，然而数年来竟未遇敌手。泰昌元年，叶向高再度入阁，路经无锡时，在闲谈中听到过百龄其人其艺，特意写了请柬，郑重其事地礼招过百龄对弈。
过百龄来后，叶向高见是一个儿童，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一交手，叶向高竟连失三局，惭愧难当。在旁观战的过百龄父亲战战兢兢对儿子耳语：“你的对手是当朝相国，要手下留情……”过百龄不以为然，朗声答道：“下棋虽是雕虫小技，可假如枉道媚人，岂不感到耻辱？况且相国如此贤明，怎会怪罪我一个小小的童子？”
叶向高听了十分惊佩，起身对过百龄父亲说：“令郎不但棋艺绝伦，且生性耿直，将来必成大器。方今天下多事，正需这样的人才，老夫有一事相求，不知应允否？”过百龄父亲见儿子受到夸奖，连忙回礼：“小子无知得罪相国，大人有何训示，老朽定当从命！”叶向高说：“令郎有此奇才，老丈教子有方。老夫意欲带他进京，代为延请名师，教习治国安邦之术，老丈意下如何？”未等过百龄父亲回答，过百龄抢先说：“小子学业未就，还是不去为好。”听了此话，叶向高揣摸过百龄怕被人说是趋炎附势，因此不愿与达官同行，也就不为难他，只好作罢。
叶向高进京后，有一次同棋友对弈，局局连胜，棋友便称之为“棋坛国手”。叶向高却羞涩地答道：“大家有所不知，老夫在无锡却败在一个童子之手。”棋友连忙附和：“即便如此，老相国仍不愧为‘弈中第二’。”从此，叶向高便有了“弈中第二”之说。
以上趣事，在过百龄的同乡秦松龄所著的《过百龄传》一书有详细记载：“……时福清叶学阁台山先生，弈名居第二，过锡山，求可与敌者。诸乡先生以百龄应召。至则尚童子也，叶公已奇之。及与弈，叶公辄负。诸乡先生耳语百龄曰：‘叶公显者，若当阳负，何屡胜？’百龄艴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耻也。况叶公贤者，岂以此罪童子耶？’叶公果益器之，欲与俱北，以学未竟辞。自是百龄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殚精于弈……”
叶向高和过百龄的“弈”事，清代诗人钱谦益有诗道：“八岁童牙上弈坛，白头旗纛许谁干，年来复尽楸枰谱，局后方知审局难。乌榜青油载弈师，东山太傅许追随，风流宰相清平世，谁识沿边一着棋。”前四句说过百龄8岁便登上棋坛，称雄几十年，直至白发苍苍。后四句中所说的“东山太傅”，即指叶向高。
明代书法家，字进卿，又字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谥文忠。工书法，于草书尤有专精，《福建通志》有传。
这里所刊叶向高作品为一草书五言条幅（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馆藏）。此作有放达洒脱之貌，法度森严入神，有董其昌书法柔遒之妙，笔法干净利落，无拖泥带水之弊，其中锋用笔，一顿一挫，能取能舍，并用笔多取缓势，但筋骨内含，其笔法有绵里裹针之妙，堪称佳作。此外，此作结体章法皆佳，妙在能起伏相承，笔法气脉贯通，且用笔万毫齐力，痛快沉着，有条不紊，能于平实不失灵动之中，见出精神抖擞之态；故愈看愈觉品格清高、愈看愈觉得洒脱烂漫中有苍劲之风致。
在书法书写中，用笔取缓势有两个功能，其一是以缓势作书，可以从容运笔，令笔法的提按、顿挫、绞转自然而生动，不致使笔法骤起骤落出现野俗之态；其二是从容运笔，可以令行笔婉转多变化，写出含蓄灵动、尽其笔法的变化精微，使写出的字态静中蕴动。在这方面，叶向高的书法可以说是最得书法书写缓势之妙的——因为，我们从他的书法作品分析，知道他虽然是以缓势作书的，但实际上，他的书法看上去仍然有风卷云霞、天风浩荡的爽利之美。
在我们看来，叶向高书法中的灿烂洒脱的美，以及他的书法中的那种爽利的天风浩荡般的美，与他善于运腕关系同样密切。众所周知，以五字执笔法执笔作书，书写者依据所写文字的大小，会决定捉管高低，并在实际书写时，由于作者能在一个由“腕运生成的势韵圈”中因势利导其笔法技巧，故书写者必然会“品尝”到以腕作书所带来的一片清凉式的怡心畅神般的心理美感——而仅此而论，叶向高的书法同样可以说是最得“以腕作书”之妙谛的。从他的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书法，已经达到了腕随心运、一团和气的化境，其造诣是非同一般的。
从总体上看，叶向高的书法并不会“一下子”摧人心目，但他的书法中有一种唐诗宋词格律般的跳顿与节奏，以及，具有中国古典音乐所特有的旋律之美，故极其耐人品味。清代的戏剧、文学以及园林美学家李渔曾说，戏剧要能摄情，而欲能摄情，则要“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李渔此说，同样适用于欣赏叶向高的书法，请看他的草书五律条幅中的第二个字“自”字的起笔，先是中锋顺势而下，然后同样是顺势一折笔而写出方形的横，再然后，便是一扬腕、一回翻笔锋，于是一个令人想不到、猜不着，且造型奇妙无比的书法的美便展现在观赏者眼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叶向高的书法中，上述那样的高超的技法表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特例，而是他的书法素质的自然而然的流露。故而他的书法，也才最终能墨法华滋，顿挫有致，流美多姿且伸缩变化多端，有翩翩自得之态，有洒脱放逸、意气风发之美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叶向高的书法，正是缘于他生活于一个重视文化修养、重视个人性灵抒发的时代氛围之中，所以他才有可能将自己的书法写得笔笔含情，下笔能穷其自然变化、干净利落并体势奇幻、布势精工，无拖泥带水之弊。
总之，叶向高此作字字玑珠，柔媚不失遒媚，有坦荡之态，有翩翩欲飞之势，通篇作品明净而爽达，其点画递相映带，互相顾盼，骨丰肉润，其精、气、神，愈看愈佳，动人魂魄，故有观之令人神旺之美，不失为明代万历年间的书法上乘佳作。
[编辑本段]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向高撰文
大明资政大夫少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知经筵日讲制诰侍生福清叶向高撰文
赐同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食从二品俸前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佥都御史侍教生宁陵吕坤篆盖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南京通政使司掌司事通政前诏环南京陕西道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眷生同邑孟一脉书丹
谷山于公，以大宗伯谢病里居者十七年。乃与余同拜纶扉之命，同趋朝。而公忽病，病遂不起。海内方喜公之柄用，异其有所展设，闻公之讣，无不愀然咨嗟，为世道惜。天子亦深加悯悼，恤赙逾等。赠公太子太保，易名文定。遣列卿护葬事，盖再逾年而始克葬。门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为年谱，李公道甫状之。而公子纬，持以乞志铭于余。
余在词林，于公为晚进，不敢以交游礼事公。而选公之末年，所投分推毂，唯余方相期，以匡济之业，而公已矣，今者之后，其安可辞。
公讳慎行，字无垢，一字可远，别号谷山。其先世出登州，即史所称高门之系。入明始徙东阿。高大父忠，为邑三老。忠生时，以高年赐爵。时生玭，为平凉府同知。以节廉著，祀名宦乡贤。公贵，而高年，公与平凉公皆赠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平凉公娶于刘，累赠淑人。生公。公生十一岁失刘，执丧如礼。尝条淑人言行著于篇，读者悲咽。十四试童子科，郡县皆第一。学使者孝丰吴公异之，拔冠兖州郡隶学宫。州判某来摄邑，以侧理 逾麋饷公，公不受，平凉公问故，曰：“此分宜客也，宜远之”。
藩伯万安朱公，招公与济南于达真同其子维京讲业，以闽士郑日沐皆为之师。磨砺薰蒸，学日益进。遂以辛酉举省试第，六人诡解首矣。而主者以其文太奇故稍抑之，髫而赴鹿鸣，诸大夫即席欲为冠，公以未奉父命辞，众皆嗟。重再上春官不第。属朱公开府济上，公复从之游。戊辰第，选庶吉士。师殷文庄、赵文肃二公。殷言词章，赵言经济。趋掺不同，而皆深器公。
庚午，授翰林院编修，纂修《肃皇帝实录》。明年，请急归。又明年，召修《穆皇帝实录》。甲戊，同考礼闱。《穆史》成，以劳赐金币，晋翰林院修撰。编纂《六曹章奏》。《会典》重修，公为纂修官，随以推择充日讲官。时，上方勤政励学，日御经帏，早出晏休，孜孜不倦。而公与同事诸公皆一时名流，所开陈裨益甚多。公主讲唐史，每于成败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论说，上辄为竦听。讲罢时出御府，图画传观，或分命题咏。公不善临池，诗成，则请人书之，俱以质质对。上又大书“责难陈善”字赐公，中外相传，诩为盛事。丙子，晋翰林院侍讲。明年，《世史》成，加俸一级。江陵质相欲夺情，公与同官兰奚谷 赵公，新建张公辈七人共为疏，力言其不可，而疏草则公与张公所创。具时，昆陵吴公，姑苏赵公以言夺情事，杖。比阙下，公疏入，而桂林吕公从中止勿奏。江陵以讲臣故未敢显斥，乃佯以他事致公丧次，字谓公：“子，吾所厚，而亦从人为此也？”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为此相报耳”。江陵艴然。
再逾年，已卯，公遂引疾归里，居且四年，召入日讲如故。同讲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二卿，下亦银绯，而公犹守旧秩。久之，乃晋左谕德。时，江陵已谢世，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内珰往籍其家。当江陵柄国日，既大失大夫心，及其败也，咸推波助澜，欲甚之以为快。公独贻书丘公，言江陵尝有劳于国家。是非功过当为别白。即间有所受取，亦可指数家之所藏。远较分宜，近视冯珰，皆万分不及。而必欲捕空捉虚，广为搜括以称上命。窃恐株连蔓引金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又江陵老母在堂，诸孤少不支事，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谋于有司请于明主，乞以聚庐之居，立锥之地，以合于古人帷盖之义，纚纚千余言极其切。
至乙酉，典试南畿，晋翰林院侍讲学士。丙戌，读廷试卷，晋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先是壬午，南畿所举士有挂议者，上命复试，大宗伯沈公以嫌避，诸公莫敢决。公为衷之，轩五人，轾一人，众咸贴服。
一日方坐曹，谊传午朝鸣钟鼓矣。百官仓皇趋入，公独迟迟侦之，则讹言也。上闻，责礼官鸿胪对状，夺两月俸，公与焉。己以执奏，秦藩封事忤旨，用他事夺俸者，再随转左。戊子，畿试，仪郎高桂，摘举者八人。上命复试。试之日；廷议 閧閧閧然。公调停乃解。
己丑会试，为知举官，满考，改吏部掌詹试府。甫莅任，即擢礼部尚书兼学士。
疏请册立，请郊庙，请祷雨及宗藩条议诸大典礼。而册立最恳，章无虑，十余上。时，上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屡旨责公，公持之愈坚。至自劾乞罢。坐是，又夺俸三月。令甲亲王故绝以将军入继者，众子不得封郡王、潘王。违例，请公力格之。京考行，诸台臣不便也。御史某以为言，公议，仍用京考，拂其意。迨山东疏上，遂构公预泄典试主名。上谕阁臣诘公，阁臣为解，乃己犹夺俸三月。
公自为宗伯，屡以职事廷争，屡引疾。上时而慰留，时而诮让，严旨与温纶错下。公虽感激主恩，而于义度不能留。业坚去志。至是，遂杜门力请。凡九疏，乃报允。赐金币给驿以归。时，新安许公，山阴王公，亦以言建诸事，先后去。
公归，而扫墓，筑场，出赐金。置酒，延亲故，道说生平。时往来别业，白庄观刈获自娱,间或出游，近则云翠、
天柱、大山监诸山，远则岱宗、灵岩、邹峄、华不注及泗上诸泉，皆有咏述。四方冠盖过阿城，无不造庐请谒，公多以病谢，惟二三知己或门生故旧来访，则下榻留连累日，夕而后去。台使者每报命，辄首荐公。南伯宗伯有阙，必以公名上。屡推内阁，再推教习，庶常皆不用。久之，以讲臣阙，上复思公，以旧官召掌詹府，使讲《春秋》。比公疏辞，又寝不报。至丁未岁，廷推阁臣七人，公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政。公再辞不允。而余亦自南来过公、公喜甚。约余：“子从舟，而吾从陆，相次趋朝可也。”时，公以夙疾发，微有所苦。既就道，则趑趄不欲行。徒以与余有成言不可负，而余亦数使人邀公，谓：“公不来，吾不敢先入国门。”公乃自力前抵近郊，尚平善。陛见之辰，以怯寒，拜起舒缓，司仪者欲毋纠，公不可，仍自具疏请罪。上温旨慰公，令亟视事。而公固敕舍人勿解装，为归计。自是，病卧。一日，忽草遗疏， 惓惓惓以“亲近大臣、补言官、起废弃”为请呼。所善。门人，孝廉唐公靖、郭应庞使润色数语，已伏枕。长叹，曰：“吾终不能报国矣”。更数日，遂逝。逝之日，适南都所梓《谷城山馆集》至。公犹反复披阅，指点讹谬。亟驰一帙遗余，盖此集乃余请以复梓者。嗟夫!宁知公遂以此诀耶。
公生于嘉靖乙巳年九月二十九日，卒于万历丁未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三。始，刘淑人梦庵摩罗果缀实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儿童时，已俨然大人器度。弱冠登第入词林，人即公辅期之，高文襄公，以相臣握铨柄，与公尊人有通家谊。尝向朱公问公，朱公谓∶公宜一往见。公卒，不往也。
御史刘台，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避匿，公独往视。当江陵世，士大夫附丽称功颂德者，十人而九死，而被祸。所为引大体调护营救者，惟公。谈者不谓然，而以公尝取忤江陵无一难也。事定之后，始相与服。公所与司寇书，天下传而颂之。其为宗伯，固以直谏取忤。至于被构而去，去而久不复召。说者谓公或别有所枘錾，公终不自言。其最相知契者，无如归德沈公。卒相继爰立，世亦并重之。
直讲前后十四年，渥承恩顾，凡郊祀、陵祭、幸天寿山、阅寿宫，无不扈从。锡贲精 鏐、宝楮、金符、文绮、彩扇、绣 带诸物无算。而敦伦好施，所得俸赐多分给群从族属，益置祠田，缓急交游知故及其子弟，故囊中尝无余财。自宗伯谢政归，始构数椽，仅仅中人居耳。居恒，爱片言如柳下惠、仲由。而为人排难急困，往往不吝。至乡邑大利害，如条编、徭役、灾情诸事，抵掌论说，无所讳避。性尤好书，常夜分诵读，至老不倦。于文早学六朝，弘丽绵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欧、苏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传，赠送诔祝之类，无不欲得公之一言。羔雁填门，公择而应之。常有余力。其诗则服膺李于鳞，骨力、气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春曹奏议》、《读史漫录》、《经筵讲章》、《兖州志》、《笔麈》、《史摘》若干种，皆宏博精窍 ，成一家言，当次第传于世。
娶秦氏，累封淑人。子一，即纬。官生有文行，能继公志。娶廷尉王公湘女。继吏部主事梁公谷孙武举官登云女。女一，适方伯乔公学诗子，儒士嗣启。孙男元 煐煐。公殁后，太仆少卿邢公侗，许以女即撰公年谱者。孙女二，一字州判崔畯子璞王，一幼葬。
于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赐茔在山监山洪范之原。郡邑皆祀公。学宫两台使者复下檄，专祠祀公。余既次公事为志。而叹曰：甚哉!天之于人靳也：夫以公之沉深挺劲，謇謇恢恢，不畛不町，为世所倚信。多假之年，则文潞，公少假之亦庶几司马君实也。而奈何夺之速哉!然公尝为余言时事，大难如有不可，远而蔡刚成，近而薛河东皆吾师也。由今观之，吾又安知天之夺公者，非所以成公乎?
九原可作，尚当起公，而质之铭曰：
岱宗南来 婉蜒北际
閟閟淑孕灵 笃生名世
童年扌炎 藻 弱冠登朝
经帷儤儤直 启沃功饶
迨典秩宗 力维国本
抗疏飘然 忠诚 欷悃
盘维旧学 说乃梦形
汝作霖雨 帝赖股肱
国门初入 陨星遽报
来何其迟 去何其暴
如麟如风 莫可樊笼
亦有遗草 以毕孤忠
维彼谷城 世传黄石
素书授良 功成羽冀
终焉仙举 克全其名
千载而下 厥有代兴
黄石崔嵬 设峰山截 山臬
鼎立巍如 有封马鬣
司空所筑 登登扌求扌求
惟帝师臣 贲于兹丘。
吴郡吴士端同弟尚端摹魏司徒钟繇字上石，孝男纬扌文泪内石。
秦氏墓志铭
大明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公元配诰封淑人秦氏合葬墓志铭
赐进士第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前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泰安萧大享撰文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协理院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右佥御史掌京畿道事浙江道监察御史侍经筵官古原宋仕篆盖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钦盖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寺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太仆寺卿侍经筵工科都给事中江夏常居敬书丹
丁末，仲冬，文定公之殁于相邸也。
上览遗书，震悼。赐葬山监山之原，遣官临祭有加。巳而淑人殁，孤纬泣血，疏请合葬。
上复用讲臣，恩俞焉，命所司并祭，盖异数云，文定公生平无毫发愧古人。而引谊，当官急流勇退，及于爰立，遂动史鱼柳庄之悲。海以内自士大夫，以迨走卒，莫不吁嗟 。慕则叶相居之志铭，在足徵也。状淑人者，纳言孟公，秦之所自出词，综而无溢。不佞辱同文定公举于乡，官于朝。公殁时，不佞与调棺衾，闻淑人恸绝而苏苏 ，啽呓中，琅琅皆 彂彂， 文定公生平以代遗诫，奉丧归葬，拮据漂摇，皆人代所不能堪。而淑人课纬，当之咸有绪疾濒危，未尝出一纰谬语，指所遗田宅俸馀，襦绨綦 綎綎，分贻内外亲。端坐命纬，谆谆以好修为德，无陨颓其家声。故譬淑人之造于也，犹夫文定公之造于国也。则为淑人志，不佞何敢以不文辞.按状,淑人之先凤阳人，元时有彦良者，为东平路判官，葬于阿，子孙因家焉。国朝代有明经孝廉，仕为令长，四传至衍圣家丞。东村翁伯者，配媪张，独诞一女，则淑人也。生有奇征。每日晏，辄见红光灼灼，周映颜面，若绛纱笼。翁媪心异之。忽一夕，夫妇俱梦五色云中，有两锦衣儿，共乘一龙而翔天际，下立一朱衣，指以示翁媪，此而女而婿也。寤，各语其梦，益异焉。厥明，保母抱文定公过其门，翁出谛视之，佗曰：“一何以吾梦中乘龙儿”。亟缔姻焉。淑人幼有至性，处闺阁竟日不闻笑语.试以修隋组纂，不习而精，娴出意表甫笄归公时，公已举孝廉，攻苦，下帷不问，捆以内事姑。刘淑人又已先逝。宗伯公家居久，产又旁落，日以诗酒自娱。客至取啐嗟辩。淑人夕篝灯纺绩，佐公膏火。晨起，先诸姒上食.宗伯公亡不鲜.即夜深呼酒，酒辄至。宗伯喜以语秦翁曰：“新妇少耳，何被教如老成人。异日，昌吾家者必妇也”。翁喜归，以语，媪往视女奁中妆状，则斥以就质钱，家且罄矣。宗伯公即世，遗 簉室幼子，俱诸长妇时不能无违言，淑人独调护之。惟谨尝阴脱其幼子于厄。邑人诵以为李文姬也。公遭丧,哀毁成疾，几不可疗。突烟常冷而诸同产又嚣谇无已，淑人脱簪珥，手调汤药御公。又身宛转以柔诸姒，啜糜操作不避皲 痑。即有烦言，勿使公闻，疾乃有瘳。公成进士，官太史，从之互中。犹躬身浣濯，啖 捔粝无异。居约或微讽之，以胡不自烉奂，答曰：“吾故儒家妇，习此不为惫耳”。时互与中州张太史邻。张，泰安人，闻而服之，传其语，长安中，啧啧于翰林内德茂也。
江陵相夺情，议起，公倡同官疏争，尼不得上。图请告淑人，力从更之归旧庐。不芘风雨，而念祖茔阙护山，将不利于族众，大出赐金修治之。敦匠庀徒，以千百数费度不给，则淑人擐填匪有吝也。迄今族众饶裕异于昔时，莫不感公与淑人德不衰。万历乙酉，公典南畿试，淑人从陆先归，吴越大姓某某，使使闯入阿，阴属老苍头有所祈。淑人闻而叱：“抡才何任，而主人翁何如人，乃以此污吾耳”。亟命执之官，其人觉，夜遁乃巳。公正秩宗沈藩越例请封，持之。力藩.有粤援欲从中下伺秦翁入都，则奉朱提百镒，为翁寿。页翁一言，婿弟得疏参吾事辩矣。翁间以尝淑人，淑人正色曰：“翁何不知婿，婿以清苦受知，位上卿，纵辇金如山，必不肯易生平一节，毋溷汝门楣也”。翁愧，谢罢之。后公闻之，乃叹曰：“成我志者，淑人也”。公仲兄航隐先 卒于公邸。仲病时，公亦病。淑人日左右公，而时使僮奴讯仲起居所需.无不辄赴。仲弥留，犹数使人致语谢淑人也。念殁无以报也。诸侄早孤，淑人躬自抚视。男长则为受室；女则具奁嫁之，赍送不殊已出。公仕官不出词林，囊无剩钱，名田不数顷，而三族多待以举火者，率取办于淑人，节缩所赢，有缓急不待请而予。又时使使存问其家，昏夜叩门辄应如响。论者以公友于睦姻，纚纚人口，淑人大有力焉。自公以屡请册立，忤上意，乞归。优游别墅。若将终身。淑人逌然时与偕往观稼视获，自比鹿门而闺政严肃。五尺之童无嘻嗃声。佃作臧获，受事井井。至于劳问疾苦分赋糗糒，即在远郊如列庑下，人人以此乐自效。无敢为欺。其所裁啬，皆由自俸。始抚子女慈而教以礼。岁时异物不先 荐 寝庙，子女无敢染指。节序侑妥，备极丰腆，宾客门人过从公游，移日达曙，盘餐杯勺，不呼而具。无不人人极欢去。大都淑人有治办才，又不敢屑屑訾省，要在持大计，故公倚之。秦公无它子，比翁媪，先后殁。马封侲卫皆出自淑人。又立其从玄孙国华为香火，主析遗产，均诸。秦翁媪之不 胤而蒸，则淑人以也。淑人初封儒人，再进安人，三进今封。从公秩应称一品。生于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卒于万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三，寿与公同。嘻噫！曩者翁媪之梦，其咸不賫也。子女详公志中，不具,爰系以铭田。
鲁詹维岳，哲辅肇生。赉降自皇，作帝股肱。爰立懿配，诞显厥灵。相攸叶梦，翊 阿衡。如云从龙，夹 日以升。九命允陟，双钓掩精，煌煌制词，有炳婺星。埒桓轶孟，彤管孔徵，庆流苗裔，美钟玄 扃，谁其铭之，司马夏卿。
万历已酉十二月十三日庚申吉孝□□□□□□□勒石
[编辑本段]青芝山诗刻
青芝山，又名百洞山，位于连江县琯头镇境内，是福建省六大名山之一，为邑人、明代工部侍郎董应举开辟，素有“寺产灵芝闻海外，山称百洞重江南”和“武夷九曲溪，青芝百洞山”的说法。山上有董应举、叶向高、曹学佺、左宗棠、林森、陈宝琛等历史名人的摩崖石刻。 叶向高在青芝山的诗刻在青芝寺大门右下侧的猿公洞中，摩崖高227厘米，宽152厘米，行草，纵12行，字径10厘米（图一）。文： 青溪之上为中峰，岩洞奇绝，去廷尉董公河居不数里，鲜有迹者。公芟芜刊阻，渐次开辟，名胜始出，可与吾邑之灵岩福庐相伯仲。惜公之力绌，不能大畅真意，其经营拮据，多君子鸣伟之力。余与吴君需游而乐之。爰赋二章兼为公劝驾。 菡萏峰高俯碧流，青溪环绕近沧洲。 天开灵境留仙住，海涌神山壮客游。 古洞云深藏蝙蝠，悬岩石出像狲猴。 千方胜迹今方辟，好对青尊共拍浮。 丹梯百丈接岩屝，古寺青芝隐翠薇。 山馆庭深闻虎啸，海天秋晚见鸿飞。 闲随樵伴时肩奕，静掩禅关自息机。 我已投林君早出，沧江未许恋渔矾。 丙辰秋八月，福清叶向高书。晦翁岩诗刻 晦翁岩在长乐潭头镇二刘村，为宋朱熹（字晦翁）讲学处。岩上有明首辅叶向高、侍郎郑世威等人的摩崖石刻。朱熹曾题刻“读书处”三字，因石刻年久漫泐，明隆庆四年（1570年）知县蒋以忠偕刑部右侍郎郑世威游岩时，由郑世威补书，蒋以忠刻石。现存“晦翁岩”三字摩崖石刻亦为郑世威于明万历乙亥年（1575年）所书。 叶向高诗刻为行草，纵9行（图二）。文： 同万侯编、蒋膳部行义登晦翁岩。晦翁昔避伪学，设讲于此。有祠且废，乃修复之。爰赋二律： 寂历岩屝尽不扃，昔贤曾此授遗经。 年深但见松杉古，人去长闻俎豆馨。 苍藓剔残馀片石，白云踏尽出孤亭。 一从凫舄飞来后，夜夜空山有客星。 松径萧萧路几盘，芳祠瞻拜肃衣冠。 天涯何代无逋客，海上千秋有讲坛 古戍梅花残月晓，荒村荔树早霜寒。 怀贤莫起前朝恨，留得名山此日看。 万历丙辰秋八月，福清叶向高。
[编辑本段]叶向高的辅国思想
叶向高在明末万历、天启年间出任内阁首辅。他一心想挽救危机四伏，国政日非的明室江山；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施行新政；用人理财，巩固政权的改革措施。但由于神宗昏庸不振，熹宗年幼无知，宦官魏忠贤专横跋扈，以致叶向高的政治改革无法推行，最终导致国家的覆灭。留下可悲的历史教训。
明代政治的败象，从中叶英宗到武宗时期，就开始萌芽。当时的皇帝和宦官，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强占民地。皇帝不问政事，宦官乘机窃权，挟制内阁；国家大权就落到宦官手中。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擅权使势，强夺民产，威福凌于皇帝之上，朝野为之侧目。地方上的官僚地主豪绅，也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其中南方的江、浙、闽、赣等省最为严重。
明代中叶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赋税和徭役也不断加重。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贫苦农民无法生存，纷纷结队流亡。早在宣德年间，许多地区就开始出现了“流民潮”。正统年间，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流民不下十余万户。①而天顺、成化年间，全国流民的数量几至二百万户。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由于农民外流，使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而外逃的流民，也构成了明代社会不安定的一大因素。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廷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大量向人民加派“辽饷”，后又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而且无论水旱天灾，土地肥瘠，一概按亩征银，再加丁口税，滥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连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也不得不抛弃，加入了“流民潮”的行列。
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品经济初步发展，万历年间，明廷派遣了大批宦官到地方和各级充当矿监、税监；“中官榷税、开矿，大为民害。”②引发了全国城市居民反矿监、税监的斗争。参加这些斗争的基本群众都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其中也有很多就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民。这些社会动乱所形成的明末政治气候，正就是叶向高辅政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
一、以民为本是叶向高辅政的思想核心
叶向高出任明末首辅，他首先看到的是广大人民的疾苦将成为国家危乱的根源；所谓“民不安，国必乱”。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初任内阁首辅，当时正值全国洪水为患，百姓颠沛流离，所以他内心如焚，急向万历皇帝上了《条陈时政疏》云：“南直隶及江浙湖广各省为洪水淹没至今未退，数百万生灵转徙流离，未有还定之日，此亦二百余年仅见之灾也。”劝皇帝“诸凡不急之务，悉皆停免，以固结民心，使有乐生之望。”所谓“不急之务”，就是指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这一点，在他以后多次奏疏中还有更具体的陈述。当时万历帝看了叶向高的奏疏，也很受感动，不得不在奏疏上批示：“至意各省灾伤黎庶，困苦流离宜恤。”③ 明朝末年的天灾人祸，是历史上罕见的，人民的饥贫惨状，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在宦官长期窃权，“报喜不报忧”的腐败政风之下，而叶向高却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请赈荒揭》中敢于向万历帝如实奉奏全国的灾情：“逐日风霾，经年不雨，自京畿以至山之东西，河之南北，又至于西蜀，尽天下大半皆成赤地，流离饿莩之状，至耳不忍闻，目不忍见。近且有父食其子者矣。村圩市肆，稍有货物、米谷，辄公行抢夺，莫之能禁。往者刘六、刘七、石和尚、赵风子，鄢本恕之类，皆以饥荒作乱，荼毒生灵，地方力不能制。……内帑之积，充刃如山，岂不能割其毫毛，救元元于沟壑之中。”紧接着叶向高又再上《拯荒揭》云：“臣闻畿南真保一带，每日死者常有数千人。畿辅如此，其在各省又当何如？”同时他还提到“福建水灾异常”。④叶向高敢于劝皇上动用朝廷的“中央金库”，用来救济全国的灾民，这说明叶向高为了黎民百姓，具有独特的胆识。
叶向高对于福建家乡人民的疾苦，尤其关切。当时福建的税监高寀，剥削人民的手段非常毒辣，福建人民恨之入骨。叶向高为了拯救福建人民，决心除掉无恶不作的高寀。在叶向高连续上奏，忠言直谏之下，万历帝才不得不被迫撤回福建的税监高寀，为福建人民除一大害。
叶向高对王公贵族的封地大多非常不满。他提醒万历帝，过去嘉靖帝时，由于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万历帝由于偏宠福王，本来想赐给福王庄田四百万亩。但在叶向高的竭力反对之下，才不得不减少一半，改赐二百万亩给福王。
明末的政治派别斗争非常激烈，尤以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为最，此外还有“浙党”、“宣党”、“昆党”、“齐党”、“楚党”等等由一批地方官吏士绅所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之间互相勾结，互相攻击，自我标榜，都是为了自己派别的私利，而不顾广大人民的疾苦。叶向高虽然是倾向于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但他并不陷于党争，而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认为各个派别之间都有小人与君子之分，在选拔人才方面，要分清各个派别之间的小人与君子，不可以派别成见来选拔人才。在《韩魏国不分善恶黑白论》中说：“天下之患，非独小人为之也，君子亦有过焉。君子之过何也？好鹜于标植而不察于事端，太露于町畦而不详于制度。激于意气之奋而不及长远之虑。此皆君子之过也”。⑤而在叶向高自己所编的年谱《蘧编》中说得更为明白：“今日门户各党，各有君子，各有小人。”所以在选择人才方面应该“去其小人，用其君子，不论其何党，乃为荡平之道。”这种君子与小人之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的。
二、叶向高的重大政治主张
叶向高出任首辅，他首先向万历帝申述，当时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或外患内乱，而是由于五点原因所造成的：“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⑥根据这种观点，在以后叶向高复出时，又在天启二年向熹宗皇帝上了《修陈要务疏》：“今日宇内，东北西南叛乱继起，民穷财尽，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祸变未艾。天下之势，非但抱火厝薪，盖已燎原播。若不有非常举动，足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必无敉宁之理。”⑦在叶向高的所有奏章中，可以归纳出他主张的几点重大的急需实行的新政：
1．安辽民
辽民泛指关外辽东半岛广大地区的穷苦人民。这些关外穷人，大量流离入关，构成了社会动乱的一大因素。辽东地区，因受税监高淮的荼毒，人民痛苦不堪。万历年间，叶向高还在南京礼部侍郎时，就有《公劾辽东税监疏》。后初任首辅时，又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上奏《边务揭》云：“接得蓟辽总督王象乾，顺天巡抚刘四科各塘报，谓虏酋合兵七万，将以此月(12月)二十边进抢，又声言有兵百万，以明岁正月进抢……目前边饷匮乏，士卒饥疲，驱之临敌，谁肯用命？自来戎狄生心，每窥中国虚实。今夷使二三千人纷集阙下，见我九列无官，诸曹昼闭，又中外库藏皆空虚，甚至工部之犒赏，光禄寺之供给，皆彼此告穷，东挪西借。穷蹙如此，宁不为其所轻而敢于肆侮哉”。⑦这些奏疏，早就说明辽民作乱的严重性；所以叶向高在天启初年复任首辅后所提的第一“要务”，就是“安辽民”。他提出的办法，是以发展农业来安插辽民：“臣观边臣奏报，辽民避难入关者至二百余万。自来流民为乱，殷鉴昭然。”“至山东登莱一带辽民亦有数万。”“臣闻自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旷地甚多，处处可以屯种。”若将这些辽民疏散在广大的旷地农田上去屯种耕作，“一体布散安插”，乱萌即可消。这是很有政治家远见的谋略，也是明朝社稷安危的关键所在。
2.通言路
叶向高提醒皇帝，要尊重各种言论。在万历年间，由于言路不能通畅，加上宦官的蒙蔽，下情不能上达。所以在万历三十八年，叶向高在《条陈各项急务疏》中就提到：“从来天下祸乱，皆由于人情之郁结。今日郁结异常，必有异常之变。科道官号称言路，非但朝廷耳目，亦系咽喉。咽喉一塞，则饮食皆无。今言官举劾条陈，一概不报。”⑨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政坛的言论，排斥异己；尤其是对东林党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形势下，叶向高向皇上提醒要“省烦言”，目的是要清省各种不同政见的言论，不要偏信“阉党”之言。所以当时朝廷中一些正直的官员，都以叶向高为“后台”，借以对抗“阉党”。但魏忠贤却更加怀恨在心，要把朝中所有和他政见不合的官员都加以迫害。他首先策划逼迫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人辞职。叶向高虽然竭力阻止，甚至提出同他们一起罢官，以示抗议，但都无济于事。给事中陈良训上疏谴责“阉党”擅权，魏忠贤断章取义，摘其疏中“国运将终”一语，诬之以罪，将陈下狱。当时魏忠贤在京城内外，遍布暗探，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坏话，被暗探听到，就立遭捕杀。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把反对“阉党”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其他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都纷纷上疏弹劾。可是熹宗昏庸愚昧，魏忠贤并没有受到惩处，而且反而变本加厉，将杨涟、左光斗等一大批东林党人逮捕入狱。工部郎中万景处以廷杖，毒打致死。御史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同乡，也是东林党人，为避魏忠贤的迫害，逃往河北遵化，但叶向高家中却遭到魏党的搜查。
由于魏忠贤的蒙蔽，各种言论受到压制，朝野上下多是魏党的势力，正气难伸。叶向高的“省烦言”，反而受到魏忠贤的迫害。从此不但言路不通，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3．清榷税
明末各种苛捐杂税，使广大人民痛苦不堪，从万历年开始，榷税之害，日益严重。当叶向高出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期间，就经常上疏，对国家大事痛切直言，尤其是一再主张制止不合理的矿税制度。在一篇《再请止矿税疏》中历数当时税制的弊病，把明朝的危机如实地向皇上奉奏，痛切陈词，言辞恳切，但皇帝就是不听。万历三十八年叶向高再上一疏《请罢矿税揭》云：“近而京畿，远而山东、山西、河南，又远而四川，百姓饿死无数，树皮草根，无不剥尽，骨肉相食，惨不忍言。人情嗷嗷，恣嗟怨叹，皆归咎于榷税之害。苦一夫作难，必相响应。惟有亟罢矿税，可以收拾人心。”⑩叶向高在这里把一切人间惨状，归咎于“榷税之害”。这是最明显的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不明白这一点，一味在苛捐杂税上加重人民的负担，那么必如叶向高所料“未有不倾覆者”。可惜万历、天启都是昏君，不听忠言，依然我行我素，人民的痛苦有增无减，最后导致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明室江山终于覆灭。
4．收人心
叶向高认为，“人心者，国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系于此。苟人心不摇，即有祸乱，亦不至糜烂决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征调转输之苦，处处骚动，人人不安。”(11)所以收拾人心，是叶向高十分重视的政治主张之一。明末社会，处处动乱不安。这个局面，早在出任首辅前，就在向万历帝奉奏《请止矿税疏》中把明末黑暗腐败的社会乱象及其根源，毫无保留地向皇帝奉奏。叶向高认为，要收拾民心，根本方法就是减轻人民负担。明末社会，除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有一种最为人民痛恨的，就是各地“驿递”摊派。缙绅往来，都要动用大量老百姓的劳力，加重人民的负担。这也是一种腐败的风气。所以叶向高主张减免这些负担。他自己就经常轻装简出，甚至有时连肩舆都不用；这在封建社会中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明末官吏都如叶向高一样的清廉，何愁人心不可收拾。
叶向高的一生，为官清廉，光明磊落，处事谨慎。在天启元年他复出首辅朝政时，虽然有一番政治抱负，提出了许多救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但不幸的是，明末朝廷的政局，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的一切政治主张，都受到魏忠贤的抵制。熹宗皇帝又偏听偏信。看来大势已去，叶向高自己也感到再无回天之术了，于是不得已要求退职回乡。天启四年(1624年)，他终于得到批准，离职返闽，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叶向高退职后，东林党在朝廷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从此明代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等待明室江山的就是灭亡的命运！
注：①《明英宗正统实录》卷52，正统四年闰二月。
②⑥《明史·叶向高传》。
③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三。
④⑩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九。
⑤叶向高《苍霞草》卷一。
⑦⑧(11)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四。
⑨叶向高《纶扉奏草》第1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