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有公足壮海军威！——还原真实的邓世昌
作者：倪海宁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十月上，第65～69页
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披露乃至“再解读”，有些声音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质疑之处举其要者，有邓“待下苛酷、打人致死”，带船“事故率最高”，且“致远”沉没是因舰上鱼雷中弹引爆，而北洋海军接战前曾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可见“邓为人莽撞粗心”。又说“致远”速度不及“吉野”，邓“以慢撞快”乃蛮干之举，且在蒸汽铁甲战舰时代使用撞击战术是“不讲科学”……邓世昌是否“真英雄”？且看下文对他的为人及履历的全方位剖析。 忠正练达，顾全大局 壮年老成
观众会为《甲午风云》中邓世昌“激辩”方伯谦和面对李鸿章慷慨陈词而击节叫好，但这些情节均无史料所载，且真实的邓世昌是位在人情世故上通达得多的高级军官。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时已18岁，在那批后来多成为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同学中，年龄最大，比一般同学要大三四岁（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年方11）。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进入船政学堂成为军人前，邓世昌已随父移居上海，是个商人，人情练达超过了所有同学，有记载即称邓青年时“性沉毅”。
也许细微之处更见精神。1887年，邓从英国驾舰回国，航经直布罗陀遇到一些被西班牙掠卖去的广东华工恳请搭救。邓非常同情他们“食不饱，寒无衣”的悲惨境遇，不惜冒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之险，当即携之回国。还是在这次归国途中，一名水手病故。若将此事上报当时“以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的英国人琅威理，一贯按章办事的他必令沉尸于海。面对水手们的集体请求，邓世昌决定自己承担责任，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令木匠备棺殓尸，以等靠岸时安葬。这种体量人情的变通之举，既使死者入土为安，也使生者得到慰藉。
“高配”的中军副将
在北洋舰队中，邓世昌有着先天的不足——他是北洋主力舰舰长中唯一非闽籍的汉族军官。而北洋海军中福建人的排外，是连李鸿章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其实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都始终被冠名为“闽系海军”）。邓世昌却能与闽系军官们和睦相处，使之对他较好地接纳（尽管也有并不尽如人意之处），不仅在同辈中能脱颖而出，且深得李鸿章信任，丁汝昌对他更是倚重。
邓世昌的官职就是鲜明体现。且看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海军军官序列。居首的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步蟾和林泰曾两位海军少将（两翼总兵），管带最强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位居其后的一等主力舰舰长，一般是海军上校（副将），即“经远”的林永升、“靖远”的叶祖圭、“来远”的邱宝仁、“济远”的方伯谦。所辖军舰较弱的舰长职衔就更低些，如一等主力“超勇”“扬威”无防护巡洋舰（清军称“快碰船”）舰长黄建勋、林履中是中校（参将），“平远”装甲巡洋舰舰长李和更仅仅是上尉（都司）。邓世昌则比一般主力舰长地位要高，准确职务应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地位仅次于两位总兵。应看到，邓的头衔属“高配”，他的“致远”属“防护巡洋舰”（仅锅炉舱、动力舱等关键部位加装甲防护，清军称“穹甲快船”），档次其实低于邱宝仁和林永升2位副将管带的“来远”“经远”2艘德制装甲巡洋舰（舷侧有装甲保护，清军称“铁甲快船”）。尽管上层重用邓世昌有借此遏制闽籍将领的意图，但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与中枢更为接近，如无成熟的人际交往经验，署理此职是很难想象的
为掩护旗舰而献身
旗舰“定远”开战即被击中，信号中断，丁汝昌负伤，全军被打掉指挥部陷入混乱。战至当天下午3时左右，“定远”舰艏不幸又中弹，燃起大火，烟雾笼罩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日舰乘机疯狂聚攻，“定远”万分危急。
位于“定远”两侧的“镇远”和“致远”立即挺身救护。邓世昌于千钧一发之际，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令“致远”冲至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为旗舰遮挡弹雨、争取自救时间。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非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日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这种举动，中法马尾海战中“飞云”舰管带高腾云也曾做过）。“致远”重伤后，邓着眼全局，又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毅然前出撞击，最终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定远”、“镇远”两主力舰重整旗鼓，并在随后的战斗中重创日旗舰“松岛”，最终逼退日军。邓世昌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勤奋务实，精于研习 “穷求洋人奥秘”
据史料记载，邓少时即“有干略”，在上海时曾从欧人学习算术，通英语，目睹中国积弱的现实，“留意经世之学”，立志投军以御强敌，并以优异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4年的学堂生活，对其钻研品格的养成又起了一定促进作用。该学堂是在洋务运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独立地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而“不藉外人”。有官员即评论这批学生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
此后，尽管因为籍贯广东，未能入选福建出资的海军留英计划，邓世昌却通过在国内任职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经验。他先是留福建船政水师任运船大副和炮舰管带，1880年清政府大办海军，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遂将其调往北洋差遣，先任蚊炮舰管带，又两次赴英接收订造的巡洋舰，最终升任“致远”管带。尽管没有出洋留学，但难能可贵的是，邓世昌从不放过一切钻研学习海战技术的机会，每次出洋接舰都抓紧机会考察西方海军发展情况，故成长为一位海军将才。
敬业勤勉
邓世昌是刻苦训练的典型。时人说他“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动合机宜”。他工作极端认真，兢兢业业。不可否认，邓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舰队各舰长中最高。例如，他任“镇南”炮舰管带时，军舰曾于风浪中搁浅，任“扬威”管带时，有一次因煤未带足造成军舰在海上漂流许久，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
作为舰长邓世昌固难辞其咎，但对这类问题需作客观分析，不应以偏概全。新生的中国近代海军，驾驭的是代表当时尖端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基层官兵素质尚不高（北洋海军水兵少数从旧式水师调来，多数是从沿海渔民中征召入伍）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海军后事事争先，出海即常在大洋上作演习，且频繁执行各种任务（故上述事故均出在远海），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而因为他富有敢作敢当的精神，这些“失误”记录并未影响他的升迁及威望。
宽严相济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黄海海战前，他正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涉嫌“鞭打士兵致死”。但是，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经远”管带林永升即因力主废止肉刑而被史籍予以特殊标明）。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亦属正常，诚所谓“慈不掌兵”。
此外，带兵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只是邓世昌治军的一个侧面。1887年，邓赴英接收订造的“致远”，归途中坚持“扶病监视行船”，并沿途操演，“终日间变阵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舰上将士则“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他生活简朴，与士兵共甘苦，曾对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且死后家无余财。他牺牲后，连李鸿章也为之赞叹道：“不图近世尚有此人！”
作为一名练达的舰长，他既注重惩戒手段，又很关心水手的生活。除前述妥善处理水手病故事件外，其他舰上“病故升火水手甚多”，不得不雇用“升火土人”，“惟（唯）‘致远’独无”。他还很善于对下属进行精神激励，经常“在军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零涕”。“致远”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堪称邓世昌治兵有方、极富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脚。全舰250多位官兵在邓感召下，同仇敌忾，坚守岗位直至最后时刻，仅7人获救，是北洋各主力舰中官兵殉国率最高的。
“鱼雷诱爆”之真相
至于出现海战中“鱼雷诱爆”导致“致远”沉没这一指责，也确事出有因。传统观点及多数影视作品都将“致远”的功败垂成归咎于日军鱼雷。然而，当时的鱼雷虽威力巨大，可靠性却并不乐观，不仅偏离航向司空见惯，1879年智利-阿根廷海战中甚至出现发射的鱼雷自摆乌龙的离奇事件。甲午丰岛海战中，日巡洋舰“浪速”向停泊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发射的鱼雷，竟从船下穿过扬长而去（“高升”最终是被“浪速”用6门侧舷速射炮轰沉的）。黄海一战中，中国“福龙”号鱼雷艇在近距离（40米）对日舰“西京丸”的攻击失败，均与鱼雷技术水准很低有关系。正因鱼雷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而仅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黄海海战前，日本各舰担心鱼雷没有使用的机会，而且很可能变成安全隐患，故纷纷把所携鱼雷投入了海中。相关资料也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此战中发射鱼雷的记录，而“致远”沉没时与日舰尚未进入鱼雷有效射程（400米）。近年来，在参考西方与日方史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关于“致远”沉没原因的2种新解释（孰为“谜底”尚无定论）：一是鱼雷发射舱中弹导致诱爆，二是锅炉舱中弹引起大爆炸所致。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关于“弃雷”的指责虽非空穴来风，但却既不真实也不专业，不足以否认邓治军严明的事实。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此外其余北洋海军舰长是否弃雷，史无所载，倒是有“来远”舰在战斗中企图以鱼雷击日舰“比睿”的记录。据“致远”幸存水兵证实，“致远”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在战前丢弃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 勇敢果断，沉着冷静 后人大多称赞撞击之举体现了邓世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往往忽视了此举的战术考量及其中蕴含的邓世昌过硬的军人素质。如下诠释，恐更具理性也更逼近历史真相：撞击是邓世昌乃至北洋海军极其擅长的一种常规战术，邓本意也并非完全是要“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争取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
距甲午海战最近（也是最能供时人参考的）的一次大规模海战——1866年利萨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的奥地利舰队就依靠撞击，一举击沉意大利舰队的主力铁甲舰“意大利”号，从而奠定战局。此后一直到20世纪初，撞角（冲角）便如雨后春笋般的暗藏在各国军舰的舰艏之下（“致远”也不例外）。关于撞击的很多技巧（如与敌舰的夹角和撞击部位）也被总结出来，即通常是从敌舰前后方以斜线切入，目标直指敌舰的锚床部位，或从侧面掠过，撕开缺口，或直接撞入，然后立刻用力倒车，迅速脱离，以防“两下势猛，致己船受损”。理论源泉与利萨海战关系相当密切，且明确提倡“横阵优越论”和“近距离乱战”（要点就是在战斗中尽量逼近敌舰、扰乱敌方阵形，从而施展冲角、鱼雷等近程武器，这在客观上还可弥补己方的总体火力劣势）的两部海军典籍《各国水师操练法》和《海军调度要言》，本就对整个北洋海军的作战阵法影响颇深，并直接导致它在黄海海战中采用V形横队来冲击日军的单纵阵。邓世昌效仿利萨海战的撞击战术，也属情理之中。
邓世昌选定和实施撞击战术，更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其一，邓世昌已对撞击战术的规则和相关驾舰操作了然于心，更对凭借“致远”的高航速（设计航速18节，为北洋海军主力舰之冠，试航时，其马力曾达到7500匹，超出设计值2000匹，极限航速甚至可达到惊人的23到24节）突施撞击、出奇制胜充满自信。
其二，“致远”撞击的“吉野”位于其舰艏正横位置，确切地说，对后者不是“追”而是“截”，“吉野”航速虽快（22.5节），却无法发挥其机动优势。当时，“吉野”所在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正运动至“致远”的正前方。“吉野”在纵队队列中是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的（相当于一个死靶子），否则就有与邻近友舰相撞的危险（从这一意义上讲，“致远”的撞击就对日“第一游击队”其余各舰都间接构成了威胁）。
其三，邓世昌抓住了对手的软肋。他没有选择其他日舰作为撞击对象，除看到“倭舰专恃‘吉野’”，故欲力歼最具威胁之敌的因素外，还出于深知与“致远”同属英制快速巡洋舰的“吉野”的固有弱点，即装甲较薄、抗撞能力较差。事实上，在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中，“吉野”正是由于被己方的“春日”号装甲巡洋舰用撞角误撞而当即沉没的（这一事件引起很大反响，日海军此后率先取消了新建主力舰的舰艏撞角）。此外，由于“吉野”的火力优势在于其侧舷的速射炮，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面对撞击势必被迫转向、火力效果随之降低，北洋舰队所受压力亦将纾缓。邓世昌选择撞击目标相当敏锐！
应该说，真实还原邓世昌的历史存在，才更能折射出他以全部生命之火锻造出的忠烈之魂魄。谨以光绪帝为邓世昌所书挽联收束本文：“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