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官方史学一直视“五形态论”（即人类社会的演进依次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圭皋，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此统令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

  但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并没有明确说过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他只说过这样的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 、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如果说”五形态论”源于马克思的话，那么，这无疑是强有力的证据。但是，这需要证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不过，这在理论上似乎不可能。马克思这段话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该序言写于1859年，此时，马克思对史前人类社会并不是十分清楚。写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人类历史始于异化劳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制志意识形态》则试图将异化劳动理论展开为具体的历史图景，他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则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直到1888年，恩格斯才对此句加注说：“确切地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看出，至少在1859年前，史前社会并不在马克思的视野之中，而从《伦敦手稿》中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所分析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日尔曼的所有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已经有了剥削现象。无论从哪方面说，显然，亚细亚生产方式根本不可能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否则，恩格斯也不会直到近三十年后才对《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作出解释了。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这不是本文主旨所在，本文在这里不拟做详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不同，论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是三形态，有人认为是四形态，也有人认为是东西方不同。无论持何种主张，可以肯定的是，从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支持五形态的理论依据。

   其实，五形态的始作俑者是列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被中国人所接受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已经传入中土，那时的思想界并不接受，非要等到十月革命的炮声响过后才肯接受，究其原因，一是十月革命并不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革命，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思想向东方落后地区让渡的产物，二是因为经过列宁斯大林等人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更符合东方人的口味，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因此，实际上，我们当初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二传”（列宁曾对当时的中国有过定论：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后，他们的许多的观点也就成了经典了。

   列宁是第一个集中而明确的表达了“五形态”的社会历史观的人。他在《论国家》这篇演讲中说：“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历史，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列宁选集》第45—46页）列宁在这里没有提到社会主义，但列宁这篇演讲词作于1919年，社会主义在俄国已成现实。

   列宁的观点在斯大林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秉承斯大林旨意而做，全盘接收“五形态论”的观点。然而有趣的是，斯大林既不承认他的这一观点源于列宁，也不承认这一观点源于马克思，他认为这是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做出的创新。他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不予理睬，他长段援引《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达，并将之推崇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做的天才表述”。但引文只引到“概括”之前。这说明他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五形态论与马克思的这个概括有原则区别，而且他根本反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理论。那些力图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说明东方社会的结构和性质的学派遭到他的严厉打击，也在事实上证明了他的这一态度。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史学家从斯大林那里接受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用这一理论来诠释中国历史，“天才地一个一个地解开了古代的神秘的谜”，从而最终证明了“我们中国”典型地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郭通过中国奴隶制的考证，得出结论曰：“关于奴隶制这个问题，我敢十二分坚决地主张，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

   由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关系到中国革命理论的建构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这一理论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已经不仅仅上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完完全全纯纯粹粹的政治问题。真正的动机 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进而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1949年后，“五形态论”成为正统史学的基础理论而被定为一尊，并且得到广泛承认。当然，其得以登堂入室的原因也是日后史学危机的导火索。

   人类社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前进，人类在历史中创造历史，在创造历史中认识历史。就象人类在不断创造历史一样，人类也在不断地认识历史。由于时间的一维性，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于历史真相，这也就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真理。任何被宣称为真理的东西都有可能在明天成为谬误和笑柄，成为阻碍人类进一步认识历史的桎梏。

   人类社会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千头万绪的变数和千差万别的偶然性，在这由纷繁复杂的细流构成的洪流背后是否存在着冥冥中的主宰，至今仍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历史发展至此是否注定如此，未来是否必将如此？

   “五形态”弊病并不仅仅在于它怎样界定和规范奴隶制和封建制等问题，更为致命的是它对上面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历史发展至此即必定如此，并且以此为落脚点推论将来也必定如此。它把“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演变成“必然规律”的事实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一方面把实证的的历史学变成了对类似‘正义终必战胜邪恶’之类信仰的一种解释，从而造成学理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混淆导致了基于价值的人文精神与基于事实的科学主义二者的‘伪结合’。从而既为借人文之名的反科学蛮干、也为借科学之名的反人道暴行造就了口实”（《问题与主义，秦晖，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339页》）。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比前资本主义制度进步与优越，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前资本主义制度都将产生资本主义。中国就没有诞生资本主义，非洲、美洲都没有，只有欧洲诞生了资本主义。而说到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则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将其原因归结为市民社会与商品经济，归结为新教伦理、罗马法与基督教，甚至归结为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观念，都不能说没有道理，谁也没有权利认定只有一个因素决定欧洲诞生资本主义。同样道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也丝毫不意味着后者必定发展为前者。欧美迄今没有社会主义的踪迹，而在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国却产生了社会主义。

   自从人猿揖别至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按照“五形态论”所规定的模式来发展，而是呈现出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发展历程，其多样性与差异性，岂是一个“五形态”可以一言以蔽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