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古老城市，与台湾一水之隔，人杰地灵，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是我国首批的历  史文化名城。

　　泉州古港实是泉州人民的生命线。“港口兴，泉州兴”，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下，形成了由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构成的古刺桐港(亦称泉州港)。东面沿海的刺桐港是宋元时期我  国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我国古代中外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凭借大自然的恩赐，泉州的先民打开了城门，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南朝(520至527年)间，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译梵文佛经，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文化交流之例证。八世纪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兴起，注重从海上经兰竺和我国进行贸易。唐代，泉州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五代时，闽王王审知为“资公用”，和泉州统治者重视"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用钢铁、陶瓷交换蕃商66金贝、珠宝、香料，因而泉娼，梅交外贸继续发展，为宋元时期泉州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宋代泉州有三条海外航线：东北线为泉州——明州(宁波)——高丽(今朝鲜)——日本；东南线为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宾民多洛岛)——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西南线为泉州——西沙——占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占城抵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越过马六甲海峡,经细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故临——波斯湾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亚丁湾和东非的弼琶罗(今索马里)——层拔(今桑给巴尔)。当时泉州与日本、高丽、古城、渤泥、 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蒲甘(今缅甸)、天竺、细兰、波斯、大食、弼琶罗、层拔等57国家和地区有海交贸易关系，泉州港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蕃商都居住在泉州东南隅的“蕃人巷”。他们运来犀象、珠玑、玻璃、玛瑙、香料、胡椒,运去丝绸，瓷器、茶叶。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湾对外贸易的繁荣。这艘南宋末年的帆船，载重量约200吨，船上遗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贵重药物外，还有木牌、木签、贝壳、桃、李、橄榄、荔枝等果核，以及唐宋钢铁钱、宋代陶瓷器等。这对我国与世界的海上考古，具有重大价值，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是艰难曲折的。南宋嘉定年间，真德秀知泉州时，正是泉州海外贸易衰退的时期。他针对时弊，重振泉州经济和海外贸易。三年间，来泉蕃舶大增，再现泉州海外贸易之雄风。

   元初，世祖忽必烈委任弃宋投元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招徕蕃商互市，“各从所欲”。蒲氏后裔任福建行省左丞，受命招谕南海诸国蕃商。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且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元朝年间，泉州多次设行省，恢复市舶司，与98个国家、地区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海外贸易处于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泉，说泉州港比埃及亚历山大港还要繁荣，港湾中有许多印度的大船，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泉；也说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胜数”。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盛，为泉州、福建的经济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友好往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末，泉州陷入10年战乱。明清两代实行闭关俄国政策。明中晚期，倭寇严重扰乱和殖民者东来，清初禁海迁界，晋江日渐淤塞，加上官吏贪赃舞弊，使泉州海外贸易逐渐衰弱。晋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较远，有较好的通商基础，在郑芝龙家族的努力下，发展成为私商海港，为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较早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