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宣圆  

 2002年《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9月18日发表于石狮日报

   在中国历史上，可称得上世界级港口市的屈指可数，泉州港是其中之一。尤其在中世纪的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世界最大港口”达200多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多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在探讨和研究泉州港兴盛的原因，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可以为今大开发、建设和振兴新的泉州港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社会安定，地方官善于治理

　　任何国家和地区，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泉州港崛起于唐代中期。其时，泉州己与扬州、广州、交州并称为中国四大对外通商口岸，成为中国与亚洲国家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市井十洲人”（《送李君使赴泉州》）、“船到城添外国人”（《送福建李大夫》），唐人包何、薛能咏赞泉州的诗句，反映唐时泉州城已经居住了许多外国人的盛况。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群雄割据，战乱不已，动荡不安，偏安东南的“闽国”在王潮兄弟的经营下，减轻百姓重负，发展生产，问时，“招徕海中蛮夷商贾”。闽国亡后，又有“晋江王”留从效和节度使陈洪进，继续维持泉州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他们三人以海外贸易为其立国基础，在泉州政绩斐然（“刺桐城”之称始于留从效之时），至今，仍然受到史家的称道。

　　宋王朝统一中国，陈洪进审时度势，主动奉表归顺，使福建在新旧王朝变换中免受兵燹之灾。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宋王朝采取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元祐一年（1087年）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有宋一代先后为泉州太守和掌管市舶司的有蔡襄、王十朋、赵汝适、赵崇度、真德秀和蒲寿庚等，他们提倡仁廉勤政，体恤民情，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尤其是坚决贯彻宋朝政府的对外开放国策。为了方便外来商舶来泉贸易，他们还进行港口工程建设，诸如兴建港口（泉州有三湾十二港：泉州湾的崇武港、秀涂港、后渚港、蚶江港；深沪湾的石湖港、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围头湾的福全港、石井港、东石港、安海港），修筑桥梁（泉州以桥著称，有桥梁甲闽中之说，其中有洛阳桥、安平桥、石笋桥、顺济桥、下辇桥等）和导航标志、灯塔（石湖塔、姑嫂塔等），泉州港一时“风樯鳞集，舶计骤增”。出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中外商贾云集的繁荣局面。尤其是蒲寿庚其人，是阿拉伯人，后帮助宋朝政府击退来犯的海贼，被委任提举泉州市舶司，总揽泉州的海上交通贸易大权达三十年之久。蒲利用自己阿拉伯人的身份，凭借熟悉海上交通的优势，广招蕃商来泉贸易。他还利用特权建立自己庞大的海上船队，是当时泉州的“超级大款”。就是这个时人称为“蒲八官人”的在蒙古军队南下进迫泉州城的时候，弃宋降元，被任为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宋元交际，朝代更替，海外贸易冷落，经济萧条，元政府充分利用蒲氏地位，发挥其优势，命其招谕舶商，恢复通商。蒲氏弃宋降元，是顺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它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尤其是使泉州又一次避免了兵燹之灾。于是，有元一代泉州港一跃而为世界大港，这同蒲氏家族的经营是分不开的。

对外开放，海上贸易兴旺发达

　　宋元时期的连续开放政策是泉州港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北宋元祐二年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这标志泉州的对外贸易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南宋徽宗即位后，解除了与“高丽、日本、大食诸蕃”的通商禁令，批准在泉州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政策。元代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可以说在中世纪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泉州进入了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首先批准重建泉州市舶司，在有元一代各地市舶司不时裁并中，泉州市舶司始终不动，说明元政府对泉州地位的重视。元政府鼓励地方官员“通道外国，抚宣诸夷”，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招徕活动，使泉州港在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世界级大港。

　　如果说在北宋时泉州港的对外贸易还屈居于广州港的话，那么从南宋开始直至元朝的200多年中，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已超过广州而跃居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感慨万分地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他把泉州港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另一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泉州考察，亲眼看到泉州港是一个“天然之良港”，写道：“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前几年发现的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的手稿，记录了元代泉州港的繁华景观，称其为“光明之城。”

当时的泉州港确实是世界大港。及至元代，泉州对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时58个增至98个。这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东亚地区，甚至远及非洲东北沿岸，其中以阿拉伯地区为最。今天，我们称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不仅因为是港大船多、货物吞吐量大，通商的国家多，而且历史文献，如赵汝适《诸蕃志》、汪大淵《岛夷志略》、周致中《异域记》和《元史》，凡是记载我国与各个通商国家航程距离的，多以泉州港作为计算的起点站。泉州港与世界各国海上交通航线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我们泉州籍的历史学家庄为玑教授在《晋江新志》中写道：“所有这些，都是真真确确的历史事实，使人佩服蒙古民族伟大的气魄，真像欧洲古罗马帝国一样的震烁古今。”过去，我们对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有一种偏见，以为他们是异族的政权，其实，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元朝、清朝，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是大一统强盛的国家。

　　越是强盛的国家，对外开放度越大。宋元政府任用蒲寿庆这样的外国人掌管泉州的贸易和海关大权，这是很有气魄的。泉州是对外贸易的主要门户，外国使节出入中国的大门，朝廷在泉州建有“来远驿”，作为接待外国使节的专门机关。泉州有数以万计的外国人，他们或来经商、或来旅游、或来传教、或来考察，许多人长期在泉州定居，有的被政府授以地方官，他们与泉州人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有的还与泉州人通婚，生男青女。他们聚居的地方称为“蕃坊”，中国政府和泉州人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以民主的方法选举自己的“蕃长”，兴建自己的教堂，如清净寺，创办自己的学校“蕃学”。泉州，不愧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不愧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经济繁荣，为对外贸易提供丰富的优质商品

　　经济的发展是对外贸易得以兴盛的重要物质基础。泉州的对外开放促进泉州地区经济的发展，泉州地区经济发展，泉州地区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泉州港的繁荣。泉州的制瓷业自唐以后相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生产遍布于晋江两岸，品种繁多，造型各异，色泽晶莹，图案美观，在外销商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六年来，日本沿海、南洋群岛和印度洋沿岸，乃至东北非，常有宋代的瓷器发现。泉州地区出产的丝绸也是大宗的出口商品，其中以“泉缎”最著名，“泉缎”质地精良，花色多样，轻便耐久。外销品中还有茶叶、铁器等。据载，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泉州巨商李充前往日本贸易，他的大船装载象眼40匹、生绢10匹、白绫20匹、瓷碗200床、瓷碟100床，简直是一艘地地道道的丝绸瓷器之舟。《诸蕃志》和《岛夷志略》记载当时泉州港的外销商品就有九大类数百个单项品色。

　　尤其要说一说的是泉州发达的造船业。海洋把大陆分隔，人们在海洋上开辟航道把大陆连接起来，海船是来往于这航道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船从泉州扬帆出海，通向世界各个港口，成为沟通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谢履的《泉南歌》道出了宋代泉州造船业的情况。周去非《岭南代答》一书记载，当时泉州和广州所造的海船“大如广厦，深涉南海，经数万里。”船上有四层甲板，公私房间数十间，还有“秘房”和厕所等，设备十分齐全。又据《元史》记载，泉州港极盛时期，有海舶15000艘之多。古代的泉州航海家凭着先进的航海技术，驾着一艘艘“刺桐舟”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中乘风破浪，远航世界各国。今天我们泉州“古船陈列馆”陈列的那艘1974年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残长24.2米，宽9.15米，船身三重木板，13个船舱，可载重200吨以上。据有人统计，相当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一支700头的骆驼队伍运输量的总和。同样载重量200吨的海船，在西方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在葡萄牙问世，比我们落后了整整500多年。这充分显示了我们泉州人的聪明才智和伟大气魄，是永远值得我们泉州人自豪的。

文化融合，泉州人敢为天下先

　　宋元时期泉州的繁荣兴盛是我们泉州人打造出来的。这里所说的泉州人包括土生土长的所谓闽越族人，中原的移民以及居住在泉州的外国朋友。

　　从唐末至有元一代300多年间，泉州经历了两次移民。一次是在唐末五代初的王潮兄弟，他们是河南光州固始县人，数以千计的父老乡亲跟着他们入闽，现在我们泉州的许多族谱的姓氏都说先祖是从光州固始县迁来的，我们的闽南话又称为“河洛话”，据说也是他们从中原带来的。另一次移民是在宋末元初，北方和中原战乱，经济中心南移。南宋都城临安为元军攻破后，中原百姓和赵氏宗室成员纷纷南下，其中有许多人在泉州落户。这两批来自中原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比如专供统治者享用的瓷窑场，这些官营手工业转移到南方来，对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影响很大。又据新编《鲤城区志》人事记：南宋绍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年）宋南外宗正司宗室男丁人口由初迁（1129年）泉州时的349增至在院1427人，外居887。他们把宫廷中的一些优秀文化带到泉州。比如，泉州的梨园戏就受到宋元杂剧的很大影响。提线木偶形成于宋代，当时南外宗正一些年老的艺师流散民间，促进泉州提线木偶戏艺术的提高和繁荣。中原的文化与我们泉州的本土文化不断地交流，不断地融合。

　　宋元时期的泉州是国际性的城市，居住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有的“蕃商”还慷慨资助泉州建造城墙、寺院和海船。而且跟随他们而来的优秀文化也和我们泉州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今天的泉州，无论在文化艺术，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到外来文化的痕迹和遗风。泉州南音、梨园、高甲、木偶戏中有一种乐器叫唢呐，声调高昂，音色优美，泉州人称之嗳仔，这是从古代波斯传来的乐器。泉州梨园，司鼓人有时跷一足板或两足板压在鼓面的边缘，以控制鼓声音响的强弱，增加场面效果，这也是古代波斯人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泉州的。外来的优秀的文化与泉州的本土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又不断交流、个断融合，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独特的泉州文化。

　　独特的泉州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他们勤劳、豪爽、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据新编《鲤城区志》记载：泉州在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中有两种体制，一是官办贸易，一是民间贸易。民间贸易有两种经营形式：一是独资经营，经营者大都是地方上的富豪，他们自己打造船只，购置货物，招聘纲首（船长）和船员，亲自主持海上贸易。如上面提到的巨商李充自己购置船只，雇用水手，运货到日本贸易；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另一个巨商王元懋聘请吴大为纲首，招38人同舟泛洋，一次贩回价值10万缗的沉香、珍珠和龙脑等。二是合本经营，经营者大都是中小商人。如南宋泉州人林昭庆与同乡共同出资合股经营，兴贩往来海上数十年，最后成为巨富。还有一名叫杨客的泉州人，也是与他人合股从事海上贸易，最后获利致富。一些南迁泉州的宗室贵族也参与外贸活动，他们利用关系，依仗权势，“南外亲子，商于泉者多横。”（何乔远《闽书》卷116）。元代，泉州商人出海贸易的更多，海商被称为“舶户”或“舶商户”。政府鼓励他们招引“蕃商”来泉贸易，州县免除他们的杂役。泉州商人与亚、非各国贸易往来，严守信用、买卖公道，受到交易国人民的欢迎。

　　泉州人富于创造性，敢为天下先。在宋元时期，他们就积累了海上贸易的经验，创造了多种经营的方式，他们是我国古代的“资本家”，他们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昌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末，泉州大饥荒，死者相枕藉。继而发生了内乱迭起，元朝的波斯戍军头目赛甫丁和阿迷里丁以及市舶司提举那兀纳争权夺利达十年之久，泉州城备受蹂躏，惨遭浩劫。之后福建参政陈友定攻破泉州，入城捉拿那兀纳，并大肆杀戮、赶走阿拉伯人，发掘蒲（寿庚）氏冢，泉州城雪上加霜，元气大伤。明初，统治阶级慑于散落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颁布百姓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禁止民间使用“番香番货，”“片板不许下海。”宋元时期对外开放的大门封闭了，泉州港日渐衰落。

   回顾泉州港兴衰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统一安定则兴、分裂动乱则亡；开放发展则兴、闭关锁国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