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福州南后街花灯制作工艺

花灯文化

　　据说，南后街的花灯始于宋，盛于明清。花灯具有观赏、祈求吉利和增添喜气的功用，受到人们南后街灯市的喜爱而传承千年。早在宋代，福州的花灯就很有名了，据宋《武林旧事》载，福州用纯白玉镶嵌的花灯“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在入京参展的花灯中被列为上品。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制作花灯，苏州和福州最好，福州更在苏州之上。说明福州制灯工艺水平之高。

　　最初的元宵节花灯，只是官府为表示“与民同乐”而举行的民间灯展活动。明代万历学者王应山《闽大记》有“沿门悬灯，通宵游赏，谓之灯市”的记载。但从花灯引发出民心和激情却成为今天民间节日的传统文化。其中还有一些令人激动的故事，如北宋元丰年间，官府为粉饰太平，下令福州城民众不论贫富，元宵节每户必须捐灯数盏。引起居住在南后街郎官巷学者、诗人陈烈的极大愤慨。陈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陈襄、国子监祭酒郑穆以及名儒周希孟被人合称为“海滨四先生”。陈烈认为官府不顾民生，劳民伤财，就跑到“威武军门”（鼓楼）的城楼上，持笔写下：“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道出了百姓的心声，使福州太守刘谨认识错误，收回成命。陈烈此举被南宋淳熙间丞相梁克家载入《三山志》，传颂千古。

　　福州素有送灯的习俗。因“灯”与“丁”福州方言是同音，送灯意谓“添丁”。有了需求，就有了市场，南后街是制作售卖春节花灯的最大集市。早年福州女儿出嫁，不论有否生育，娘家都得送灯，没生育就送“观音送子”灯或“天赐麟儿”灯，孩子出生了第二年就送“孩儿坐盆”灯，第三年以后送“橘”灯，有几个孩子就送几盏，一直送到小孩16岁为止。有的生两个送三盏，多的一盏叫“出头灯”，希望小孩出人头地。居住在宫巷的清嘉庆举人、林则徐好友杨庆琛的《榕城元夕》竹枝词对此有生动的描写。词曰：“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中霞光增。宵深欲把金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福州童谣有：“正月元宵灯，外婆疼外甥（孙），送来红红橘子灯，吉利又添丁。”

　　南后街的灯市旧俗在正月初三开始，一直到十五闭市，其中以初八至十二最为热闹，民谚有“元宵只看初八灯”之说，因正月十三夜是“上纸盲”（“花灯”之意），娘家人送灯必须赶在十三前。元宵之夜大人为孩子点燃花灯加入邻里儿童的迎灯队伍中，每年的元宵夜成了儿童的欢乐之夜。

　　南后街以前有好几家专制花灯的店铺，大多是家传手艺，由于花灯的卖买只有正月这几天，平时只做一些大户人家悬挂的大球灯、用于寺庙悬挂的大灯笼或迎神用的“高照”、丧事用的“百子千孙”、照明的小灯笼、用于节庆的舞龙灯。一般店铺很少有招牌，多称某某灯笼店。制作花灯的材料有纸、布、竹、木等，有西瓜灯、莲花灯、菜头灯、橘子灯、绵羊灯、猴子灯、关刀灯、麒麟灯、状元骑马灯、音送子灯等在春节应市。现代还有“飞机灯”等。扎灯艺人还根据需要，制作一些精致的花灯，选用纱、绸、缎、绢、玻璃等制作宫灯、走马灯、壁灯和各式挂灯，品种丰富，雅俗兼备，玩赏并收。形形色色的花灯为人们增添喜气和吉祥。“文革”期间，花灯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产物，南后街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灯，“文革”后虽然恢复，由于花灯只有在正月期间使用，扎灯艺人为养家糊口，改作利润较为丰厚的花圈，影响了南后街传统文化的氛围。2007年福州市鼓楼区党、政领导为了加强保护花灯这一民间传统工艺，举办了首届“南后街元宵灯会”，观者如潮，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

　　2008年正月，鼓楼区政府再次承办了第二届“南后街元宵灯会”，并出台了保护和奖励机制，举办了别开生面“南后街花灯艺人收徒拜师”仪式，2008年年底，南后街（花灯）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南后街的花灯又迎来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