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坊七巷科举文化兴盛的历史背景
   福建乃至福州的文教在全国来说是比较迟发展起来的，但是唐宋时期却发展得很快，繁盛一时。汉晋以后，中原士民陆续迁闽，“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朝廷委派入闽的官员，不少人本身就是文学家和诗人。南朝宋晋安太守阮弥之开始兴学，出现了“家有诗书，市无斗嚣”。后来，人们在乌山麓建祠以祀，称阮公祠。后移至东关外归善里（今晋安区前屿）嗣后，太守虞愿“在郡立学堂，教授生徒”，王秀之继任，承袭“善政遗风”。福州的教育文化有了初步发展。两晋至六朝，入闽的名宦有郡守范缜、林禄、江淹等，不下40多人。
   隋朝发轫的开科取士制度，为地处穷乡僻壤的福州士子提供了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的良机。唐代，大历建元年时李椅、常哀两任福建观察史在福州提倡教化甚力。李椅将福州府学孔庙从旧州西北一里迁至城南（子城之南，即今朱紫坊一带），还补收生徒，建立新学制，严于检查士子学业，酌才提升。常哀留意选招优秀学生北上参加科学考试，人称“搜罗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无伦比”。常哀死后，福州人在府学内建常公祠，春秋配享，后与李椅合祀。由此，福州民风一变，学风大振，奠定了宋代“海滨邹鲁”的基础。唐贞元21年间（从785年-805年），福建全省中进士的达74人，其中福州占39人。
   五代时期，王潮、王审知仍然继续重视文教。王潮知文习武，十分注重教育，他在福州置四门义学，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学校教育。四门学规格高于府、州学，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是福建的最高学府，而且面向平民开放教育。王潮逝后，王审知继续扩大教育规模，号召各地广设学校使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有私塾。由朝庭拨专门经费给师生膳食，采用民办公助的形式发展教育。五代后梁龙德元年（921），王审知采纳翁承瓒建议，在福州留晖门外“建四门学”（经、史、子、集），并聘请著名文人陈郯、黄滔等做“四门博士”，教导学生，旨在“聚书兴教，使民知礼义，从善如流”。闽王审知还按期亲临阅卷，论才授职，八闽读书蔚成风气，闽中被称为文儒之乡。出现了“千家灯火读书夜”的昔读景象。林  《闽中诗》谓：“家庠序而人诗书”正如清末同光派诗人、闽侯人陈衍在《补订〈闽诗录〉叙》中说：“文教之开，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日益盛。”两宋时期，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福州的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异常活跃，才学兼优的能员官吏云集榕城，如程师孟、张伯玉、辛弃疾、陆游、蔡襄、曾巩等，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吕祖谦《冶城诗》云，“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胞旧兄弟。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宋代福州中进士的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宋嘉定元年（1208）还出现过“一榜三鼎甲”全系福州人的现象；而宋乾道二至八年（1166-1172年）永泰县在七年中连续三科得了三个状元，千古罕见。
   二、三坊七巷巷名由来，折射出福州古代的科举官宦文化
   唐末天复元年（公元901年），闽王王审知嫌子城小，创筑罗城环子城外，罗城南西以安泰河为界，政治中心与贵族居城北，平民居住区及商业区居城南，同时强调中轴对称，城南中轴两边，分段围墙，这就形成了今三坊七巷的雏形。
   三坊七巷的坊巷名称一般定形于宋朝，单从坊巷名称就可以看出福州唐宋时期科举教化文化之兴盛。如衣锦坊，旧名通潮巷，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陆蕴、陆藻兄弟才华横溢，名震一时。陆蕴是宋绍圣四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后任福州知州；陆藻以列曹侍郎出知泉州，兄弟“典乡郡居此”，名其居地为“禄锦”。南宋淳熙年间，进士王益祥任江东提刑，仕归居此，改称为“衣锦坊”。再如文禄坊位于南后街之西，衣锦坊之南，坊西端通金斗门桥河沿，《榕城考古略》记述。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宋代改名儒林坊。后有国子监祭酒郑穆居住坊内，改称文儒坊。明代出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的林瀚，出任总制的抗倭名将张经，清乾隆间驻台湾的总兵甘国宝等都居住坊内。以上四人皆是科举进士出身。文儒坊内文儒荟萃，人才济济，名实相符。
   又如塔巷之名与文运也有关系，《榕城考古略》记载：“旧名修文，宋知县陈肃改名兴文，后改文兴，今呼塔巷，以闽时建育王塔院于此也。”塔为文运兴盛的象征，备受众赞。吉庇巷，《八闽通志》作者黄仲昭认为因为宋代郑性之中了状元，所以人称其居住的巷为“及第巷”，后来口传“及第”与“急避”音近，附会民间传说，明代万历年间，改名吉庇巷，沿用至今。郎官巷则干脆用科举后取得的官职“郎官”取名。《榕城考古略》解释：“在杨桥巷南，宋刘涛居此，子孙数世皆为朗官，故名”。可想而知，这是个书香世家，才可能取得这种功名。黄巷的得名也反映了三坊七巷人对儒士的崇敬，相传唐代崇文阁校书黄璞（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退隐归居于巷内，著《雾居子》十卷，黄巢兵过此巷，以璞儒者戒无毁，灭炬而过。从此，巷名声振。
   三、三坊七巷是众多硕儒名士聚居之地
   除了上述三坊七巷名称由来中提到的进士外（附列表在文后），三坊七巷还出过其它众多进士和举人秀才，甚至还有翰林。他们或出身于此或出仕后客籍而居于此，使三坊七巷成为了福州历史文化的源薮与集中地。
     三坊七巷科举文化之盛，莫如文儒坊的陈承裘“六子科甲”和黄巷郭氏的“五子登科”了。陈承裘是清咸丰进士，宣统皇帝老师陈宝琛之父，为螺洲陈氏“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的领头人。其居住在今文儒坊47号。他自己是咸丰元年进士，其长子陈宝琛是同治七年（1868）进士，次子、三子陈宝缙、陈宝璐皆是光绪十六年同榜进士，其余三个儿子陈宝琦、陈宝瑄、陈宝璜皆是举人；而陈宝缙之子陈懋鼎与其父也是光绪十六年同榜进士，故乡里誉为“六子科甲”、“父子叔侄兄弟同榜进士。”可见陈氏家族是科举世家。又如故居在黄巷4号的郭阶三，他是清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其所生的五个儿子皆登科第。其中郭柏荫为进士，其余为举人。郭柏荫还任过清源、登阳、鳌峰等书院山长，培养了许多人才，其子孙中又有四人是进士、举人出身。因此，郭氏世家也是三坊七巷有名的科举世家。前文提到衣锦坊的二陆、王益祥衣锦还乡，其实，明代都御史林廷玉（成化二十年进士），清嘉庆年间进士郑鹏程都有衣锦还乡的佳话。后者与其子郑世恭、其侄郑守廉为咸丰二年（1852年）同榜进士。家住文儒坊旧23号的叶观国，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甲第24名进士，官至少詹事，他家不但是世进士，而且是世翰林。自他开始，直系6代人除第4代叶云滋只是举人外，其余皆是进士、翰林。光禄坊内“米友堂”，世誉诗人之家，主人姓许，从明至清，一门出了四代诗人，许豸，明代崇祯进士，其诗作为王渔洋称有“温文尔雅”特色，现仅存《春及堂遗稿》内二十首。许友，豸之子，明末举人，有《米友堂集》行世。友之子，许遇，清代举人，有《紫藤花庵诗抄》，遇有二子，长子许鼎，雍正时举人，次子许均，康熙五十七年进士。他们都有诗集存世。清代三坊七巷的居民在全国性考试中的名次还是颇高的。家住小黄楼的梁章钜，为嘉庆七年（1802年）二甲第9名进士，即成绩位居全国第12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他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著述不下800卷，号称“抗英巡抚”，是林则徐的毕生至交。家住光禄坊的刘齐衔，是林则徐的长女婿，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甲第36名进士，他也官至河南布政使。其兄弟刘齐衢，为同年二甲第77名进士，亦住在光禄坊。家住宫巷的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次女婿，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甲第39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至两江总督，率谥“文肃”，此谥号含“文”字是翰林出身的方可授予的。沈葆桢开发台湾有功，并与左宗棠共同创建了大清马尾海军基地。家住黄巷小黄楼东墙外的陈寿祺，为嘉庆四年（1799年）二甲第69名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他是福建名儒，总纂《福建通志》。家住衣锦坊中柏林坊通至酒库弄的林绍年，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甲第16名进士，官至军机大臣，这在清代福州人中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三坊七巷除上文提到的郑穆外，还居住过其他两位“海滨四先生”。一是宋庆历进士陈襄，曾居塔巷，一是宋国子监直讲陈烈，曾居郎官巷；此外，宋神宗元丰五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的余深曾居安民巷，明成化八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林泮曾居黄巷，其兄清源，弟睿渊都是进士，时称“闽中三凤”。乾隆二年榜眼及第的林棱春曾居黄巷，清咸丰二年进士，曾充册封琉球国王正使的赵新（梁章钜之长女婿）曾居黄巷小黄楼。光绪二十年进士，禁烟先驱林炳章曾居宫巷24号，清咸丰九年进士，沈葆桢的重要得力助手梁鸣谦等曾住在文儒坊闽山巷；陈衍、何振岱、柯凌汉等到三儒则居住在文儒坊大光里内。
   四、三坊七巷科举官宦世家的书香文化生活
   清代杨庆琛有《宫巷》一诗咏道：“拍肩挹袂赋仙居，拱极楼前舁笋舆。园绮衣冠图治社，金银宫阙梦华胥。但凭善俗成仁里，自爱吾庐读我书，秋景数峰塘半亩，此中客得老樵渔。”诗中不仅表现了作者园林生活怡得自然，而且道出了“自爱吾庐读我书”的情趣，反映了小巷深处书香人家的生活。
   三坊七巷的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都喜欢在家中构筑园林小品，如江苏巡抚梁章钜引疾归故里，在黄璞旧居遗址建一小楼，取名“黄楼”，周边配有假山池馆，四时花木映衬，颇有江南园林的风韵。又如光禄坊的许氏“涛园”以“青峰白云，回环雉堞”为建筑布局的特色，清代名家周亮工曾为园撰楹联“文献世家遗硕士，江山故国有涛园”。
   三坊七巷的文人除了构筑园林怡情自乐外，自然不会忘记吟诗观戏。衣锦坊16号清嘉庆进士郑鹏程居宅中的水榭戏台是一个木构单层平台，四柱单开间，下建清水池塘，中隔天井，正面为阁楼。于此观看戏剧演出，水清，风清、音清，具有声学原理和美学价值。三坊七巷中最著名的诗人莫如陈衍，他是同光体诗派之闽派代表人物，此外，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林旭皆是该诗派代表。1920年，以陈衍为首领的同光体闽派诗人为其诗歌发展成立了前后延续二十八年的组织——福州说诗社。他们在三官堂匹园、涛园、黄楼等地活动。福州诗人还好结社为嵌字两句诗，世所谓诗钟者也。三坊七巷，各有吟社，佳创美不胜收。  
   三坊七巷的读书人还喜欢买书藏书、收藏古玩字画等。清末，南后街开设有古董店，专营古玩、字画，有刻书坊，其中的宫巷的吴玉田刻书坊最为有名，还有文儒坊的陈仁权刻坊；有古旧书摊、店数十家，其中以“六一居”、“醉经阁”最有名；有裱褙店，如“青蓬阁”、“二宜轩”、“米加船”等等，犹以“青蓬阁”、“二宜轩”的手工考究，质量上乘而闻名。南后街还有福州特产工艺品店，读书人尤其喜欢收藏寿山石雕、印章。曾经居住在三坊七巷的李馥、林佶、郭伯苍、陈寿祺、梁章钜、陈宝琛等都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们常常藏书数万甚至十余万卷，读书人多了，藏书家就会多起来，藏书家多了，读书人也就必然多起来。
   三坊七巷还有不少书院与试馆，1866年，左宗棠在黄巷创办了正谊书局，为校刊印经之所。后经杨庆琛、沈葆桢呈请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英桂，将书局改为书院，专课十郡举贡。同治九年（1870年）书局移至新落成的东街房舍，旋改为书院。首任山长为林鸿年。书院培养了叶大焯、陈宝琛、陈衍、林纾、吴曾棋等到名士，对于我国清末文化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此外，衣锦坊洗银营的赵氏红玉斋和陈氏凤池书屋是清代学者梁章钜师从郑光策和林茂春之地。宫巷的永泰试馆和长汀试馆、张氏试馆都是三坊七巷古代科举文化的集中展示地。
   五、三坊七巷科举文化的特点
   1、三坊七巷读书人科举出仕后一般为官清正廉洁，为民谋利。如宋代景祜进士卓佑之，因出任秀州判官，生平正直，精爽过人，乡人共祀之于闽山巷闽山庙内，又如清代康熙举人黄任秉性耿直，同情百姓曾捐俸煮粥赈济灾民，他不善于逢迎上司又作文讽刺政治腐败，官吏糊涂无能，置民生于不顾，因此得罪上司被撤职回乡；再如清道光十二年进士郭伯荫历江苏按察使、江办布政使、代理巡抚、广西巡抚、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他为官期间曾力主严禁鸦片进口，严禁种烟，上奏获准施行。在江苏任上，奏请因兵乱减少苏、松、泰三地税收，缓征各县漕粮，发纾民困。他整顿治安、兴修水利，官声甚著。又如梁章钜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共八年，代理巡抚共四次。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淮大水，沿江而下逃亡的难民每日百万人左右，章钜动员下属募捐款，一面派船护送难民，一面开厂留养。他还自捐棉衣万件作为难民御寒之用，以后陆续资回返原籍。这种措施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歌颂。刘齐衔任过户部主事、湖北德安知府、西督粮道、兼权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等职，为官勤政干练，在西督粮道任内，他曾向朝庭呈请豁免积欠仓粮数十万石， 为民解困，促民复苏，结果粮饷仍充实。叶观国任学政十多年，两袖清凤。公正廉明。在广西任上，某钜公婿将书请托，被他当场焚毁，此人亦落榜。
   2、三坊七巷科举文化培养出一大批敢于直谏上书、革除弊政、经世致用的人才。如宋嘉定（1208年）状元郑性之，提出“明国论、强国势、励节谊。重大帅之权，久边守之任”，在广东省开言路上严厉指出“执政出一言，侍从之臣间有忠愤不然者，则立中伤之，此使人人箝口，非国家之福也”；又如清乾隆丁巳（1737年）榜眼林枝春，任江西督学时，认真阅卷，不贪名利，曾悬楹贴表白心迹“不看文章双眼瞎，若贪名利两儿亡”经世致用之学是乾嘉时期鳌峰书院主讲郑光策首倡导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以“经邦济世”之学作为书院教育的根本宗旨，强调书院教育以经史为“绩文之源”，热心探究“为民兴利除害”、革新社会；郑光策培养了了林则徐、梁章钜、张际亮、杨庆琛等人，他们都曾在三坊七巷居住过。与郑光策同时的陈寿祺也经常痛斥时局各种弊端，激烈指责官场腐败，“文武官员犹不免养奸”、“为吏昏庸”、“吾乡近日之患莫甚于贿狱”。他指出不能杜绝鸦片祸害根源在于海关敛财，吏役肥私，洋商牟利；日后林则徐禁烟的指导思想是和陈寿祺一脉相传的。陈寿祺的学生、林则徐的好友林昌彝（1803——1876），他学问淹博、有救世抱负却没有当官，其著有《射鹰楼诗话》、还写有《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林则徐称赞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与弟意极合”。
   六、三坊七巷科举文化的近代嬗变
   陈寿祺早抨击科举制度是“驱天下尽纳利禄之途”，其师孙沈葆桢也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局限，在他上书朝庭的奏拆中，他认为“近日暮途穷人才之弊有二，一则误于空谈，二则狃于习见。他呼吁培养后起人才，主张教育与锻炼并重，他一手创办了船政学堂，引进新的办学方式和学习内容（西学）在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上打开了缺口，创立了新风；二十多年后，严复则发出了“科举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的喟叹，并提出了“废除科举的呼吁。1903年，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后，陈宝琛在福州先后创办了新式学堂九所，最著名的是全闽师范学堂，其夫人王眉寿于1907年创办了福建女子职业学堂。
附表：《在三坊七巷中居住过的历代科举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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