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开封瘟疫：北宋都采取了哪些办法？

    在迎接鼠年到来之际，人口规模超过千万的湖北省会，武汉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而封城的武汉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开封也面临过一场严重的瘟疫，并给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伤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场严重的瘟疫席卷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京师大热，疫死者众”。这场瘟疫传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众的死亡，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开封大疫的流行，与当年的高温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从淳化元年正月开始，中原地区连续五个月没有降水，宋太宗为求雨斋戒食蔬，但效果并不明显，随后两年的春天京师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淳化三年，“河南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长期的干旱和高温，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由高温天气引发的瘟疫，属于中医温病学中暑温的范畴。根据现代中医学的概念，温热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现的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大多数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发于夏季之时，发病的速度很快。中国历史上尽管疫情不断，但这种在大规模城市中爆发的瘟疫并不常见，除了当时的气候条件，开封人口的密度、流动性、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都是重要的原因。
    从人口规模来看，唐代的长安城同样是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规模瘟疫的记载比较少，这与唐代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有密切的关系。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里坊和市场分离，城市以街道划分为整齐的棋盘状布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墙高耸，夜间实行宵禁，并设有专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不仅人口的密度较小，互相接触的次数也相对有限，对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坊市制度在唐朝后期就逐渐松动，商品经济活动在坊内频繁出现，传统封闭式的中国城市逐渐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坊墙消失，街区连成一片。这样的城市街道逐渐狭窄，民居鳞次栉比，环境问题带来的卫生问题日渐突出。缺少了坊墙、宽阔街道和宵禁的制约，疾病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京师开封周边聚集了大量的军队，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些因素使开封成为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疫病传播和蔓延最广泛的地区之一。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应，组织实施救灾防疫的活动。五月己亥，宋太宗发布《行圣惠方诏》，首次将政府刚刚修撰完毕的《太平圣惠方》颁赐京城和全国各地，用新医学知识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圣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异术玄针”，以及“遍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乎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道”，又令“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四人，校勘编类”，并以刻本颁行天下。每州又选择医术精明者充当医博士，令其掌管医术，准许吏民传写留贮。

    除了刊刻和颁布医书，宋太宗将太医署作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挥机构。太医署选择良医十人，分散在京师通衢要害之处，一方面调查疫病的流行情况，另一方面也负责对病人进行诊治。同时，太宗还赐钱五十千，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病而至者，即诊视”。
    关于防疫的药物，宋代医学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有具体的介绍，有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务成子萤火丸等，被民众广泛加以利用。
屠苏酒有保健的功能，庞安时建议人们“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饮一家无病，一家饮一里无恙。饮药酒三朝，还置井中。若能岁岁饮，可代代无病，当家内外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
    务成子萤火丸则是萤火、雄黄、丹雄鸡冠等药材凝练为丸，带在身上或悬于门户，可以“辟绝贼盗瘟疫”，庞安时称“曾试此法，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病，唯四人带者不染”。
    为了保证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还令作为内廷官宦的“中黄门”作为监督官，向皇帝直接通报疫情。
    瘟疫作为一种传染病，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会得到快速的传播，进一步扩大疫情。古代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医疗和卫生知识，无法意识到隔离对于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但传统医学将“气”（邪气或四时不正之气）作为疾病产生的重要因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样会产生朴素的隔离观念。只是这种隔离的方式在现在看来颇为残酷，失去了诊治和照顾，感染者往往在绝望中自生自灭。后唐明宗时期，随、邓、复、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亲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顾，只是用竹竿“遥致粥食于病者之侧”；女儿出嫁后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会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后才准许奔丧；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的现象。
    这种民间自发的隔离措施源自民众对疾病的恐慌，客观上对控制瘟疫的发展也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残酷做法与儒家的孝悌观念和敦亲信条格格不入，因此官员和士大夫们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经过汉儒改造的神秘化的儒学，相信个人德行可以规避乃至战胜因“邪气”而导致的疾病，因此他们要求“父母骨肉有疾者，并须日夕专切，不离左右眉侍”，还常常以身示范，将其视为一种移风易俗之举。
    民众虽然有自发隔离的做法，但他们的知识水平仍然无法区分传染病、流行病和非传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也会有官方的迁徙措施。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北北部发生瘟疫，“多病腮肿死”，于是令“边民南徙避疫”。
    宋太宗在《御制太平圣惠方序》中提到：“朕尊居亿兆之上，常以百姓为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失所，不尽生理，朕甚悯焉”，表现出他对于疫病的关心。
    北宋的举措基本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但瘟疫最终消散并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天气的变化。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顷乃止。先是京师大热，疫死者众，及此风至，疫疾遂止”。伴随着雷暴天气的西北风，使开封城内持续的高温有所下降，空气质量也得以净化和改善，客观上减弱了病菌生存的空间，最终结束了这场可怕的瘟疫。
    尽管有天气的帮助，北宋在此次疫情中派医诊治、赐钱赐药、颁布医书、按决刑狱的举措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反映了古代政府的防疫努力，成为后来历朝应对疫病灾害时效仿的对象。

    相对于宋代，千年之后的我们有了更完备的卫生条件和更先进的医疗水平，虽然病毒进化得更加陌生和暴烈，但是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我们有更科学的应对方式和更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参考资料：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年；于赓哲：《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3期；于赓哲：《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文史哲》2016年第5期。

本文主要摘自：https://mp.weixin.qq.com/s/SxGs9QrRz_YCGB8ZOUG8NA